[抗战时期日军编制]抗日战争时期川军为何能顶“半边天”?

文学网时间:2018-10-31 01:34:26

  我记得高中《历史》课本中,叙述完张学良“东北易帜”一事后,这样写道:“从此,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大意如此)

  之所以说是“形式上”,是因为实际蒋介石并没有真正掌控过全国。虽然,割据一方的各军阀,是要归南京国民指挥,但如果他们不听话,中央也拿他们没办法。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和,指出“再没有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一切之决心。”

  我一直认为,全面抗战的爆发,对于蒋介石的生命是一个重大利好。为什么呢?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根本就拿各军阀没有办法;而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庐山登高一呼,各军阀请缨杀敌的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南京,纷纷支持蒋介石抗日。

  本文要格外提一提四川军阀。因为,虽然川军在各军阀中实力最弱,但在抗战中,川军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

  四川军阀不是铁板一块,分成了大大小小若干帮派。他们之间互相打打杀杀,四川军阀打仗所需的军费,全部都要从当地中进行。这些军费名目繁多,有什么枪弹费,伙食费,剿匪费,雨具费,草鞋费等等,把当地干净,不但普通老百姓叫苦连天,连地方地主富商也深恶痛绝。

  此外,川军军纪涣散,没事就去农民家偷鸡摸狗,有的干脆公然抢劫,把老百姓口粮和财物抢劫一空,甚至有些川军还有调戏妇女现象。因此,川军被当地怒骂为“瘟神”,口碑和地位极低。

  抗战全面爆发后,四川军阀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率领10万川军出川抗日。在抗战中,川军以敢打硬战、血战闻名,打出了中国人的,打出了川军的血性,让日军的武士道都相形失色。

  严格地说,川军并不算中队的正规部队,而是一支地方军阀武装。这支部队的装备之差,军事素质之低,都远远比不上的嫡系部队。甚至可以这样说,日军的民兵也就是东北开拓团的装备也比川军要好得多。川军在山西打仗时,正值寒冬时节,士兵脚上穿的竟然还是草鞋。

  但是,就是这么一支衣衫褴褛、装备奇差的部队,他们参加了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等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其中,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一二二师参谋长赵渭滨等一大批将领战死疆场,马革裹尸……

  数据显示,八年抗战有300万川军前后出川抗日,为前线提供了大量的兵源,其供兵源总量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总供给兵源五分之一以上。共有64万余四川子弟兵伤亡,为抗战涂上悲壮一幕。

  指挥作战赢得台儿庄大捷的李仁在回忆录中写道:“若无滕县之,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阻敌南下,完成了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也高度评价川军的贡献。他说:“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还和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等为壮烈的川军将领王铭章撰写挽联:“奋战守孤城,,是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40万川军只是川人抗战贡献的一小部分。八年抗战,四川贡献了全国最多的兵役、粮食、税收。四川还大量征用民工进行国防工程建设和地方建设。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仅是出人,四川为抗战出钱也最多。数据显示,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大约30%。八年抗战国家总计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

  所以,1945年10月8日出版的《新华日报》说:“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责任的……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多少血肉,多少,多少!”

  读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944年底,日军曾经占领过贵州的独山,并且,独山县城也是抗日战争中日军侵入中国内地的顶点。

  有一些文章评价:“独山之战胜利地终结了日军的一号作战”,甚至还有人妙笔生花、宣传将士在“独山战役”中的英雄业绩,他们力挽狂澜、了日军的凌厉攻势。

  翻开资料看一看,日本方面把进出独山的经过称为“乘胜占领”,国民则将独山之战称为“大捷”。而如果去问一问独山县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会说:根本就没有打!

  确实是没有打。严格的说,1944年12月,发生在贵州境内的“战事”不能算做是真正的“作战”,正确的称谓应该是--“黔南事变”。

  1944年,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从4月至11月,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的军全面溃败,接连丢失大小城市126座。11月22日,南宁失守,同时,中越边境的日军得以会师,至此,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一号作战大纲”提出的目标全部达成。

  11月28日,岗村宁次电令第六方面军第11军(代号“旭”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停止追击,要求他们“撤离黔桂铁,将防线设置于柳州、宜山一线”。可是,“旭军”却回电说:命令来晚了,他们已经追进贵州境内了。

  本来,“一号作战大纲”的最后一期目标是夺取粤汉铁南段,并没有要求越过黔桂边境作战。因为,这时候中国的铁干线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的从广西边境到贵州都匀的这一小段铁支线对中日双方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日军大可不必深入贵州境内冒险。

  可是,日本“旭军”此时的士气正旺。他们发现的大批主力正陆续南下,遂认为自己应该继续保持的态势。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中队远离广西,确保柳州至宜山的主防线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制造“进攻贵阳和重庆”的,有可能减轻滇缅方向日军的压力。

  越过黔桂边境的日军部队是第3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和第13师团(代号“鹿”部队,师团长赤鹿理)。由于山狭窄、难***多,日军的两个炮兵联队、两个辎重兵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止步于边境附近,并没有真正进入贵州。所以,“黔南事变”中的日军主力其实只有六个步兵联队和两个工兵联队--这都是轻装部队,总数一万四千人,而且还是分兵行进的。

  在日军当面,部队有八个军,总兵力超过了二十万,但是,他们却让日本人轻而易举地闯了进来。

  9月份,他们匆忙赶到广西北部、增援第四战区,刚打了头一仗,全州就失守了。93军军长陈牧农立刻被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枪决。93军随即后撤,从此不愿服从第四战区的调遣。接着,南丹又失守,97军军长陈素农(浙江人,黄埔三期生)又被张发奎抓去起来,幸亏他是蒋总裁的同乡、说情的人多,这才免于一死。

  张发奎如此的“严厉军法”,其实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因为就在前几天,他的侄子、第4军军长张德能因为长沙失守,被蒋总裁了,张司令说了许多好话也不管用,十分郁闷,于是逮着机会就杀了老蒋的学生,解一解心头之恨。

  张发奎这么一搞,不但没有起到整肃军纪的作用,反而把93军和97军整乱了。汤恩伯在贵阳一喊话,这两支“嫡系部队”撒腿就走、跑到贵阳就散了架,到最后,两个军的人马连两个师都凑不齐,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听说这个消息,也不愿意帮四战区干活了。他觉得如果再和张发奎混在一起只会是得罪人,而且“不打仗的没有事,打了败仗反而有罪”,于是就带着自己的20军(军长杨汉域)和26军(军长丁治磐)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93军、97军的四川籍士兵。结果等他跑回贵阳,兵力不但没减少反而还增多了,真正是兵强马壮。

  这时候,贵阳的实力派人物是汤恩伯,他手里攥着一个集团军,包括13军(军长石觉)、20军(军长杨干才)、29军(军长孙元良)和94军(军长牟廷芳)。几个月前,汤司令在河南被打得一败涂地,换成别人早被了,可天子门生就是与众不同,不仅没受处分,反而到贵州战区担任了“前敌总指挥”,准备再立新功。

  汤恩伯是个被日军打怕了的人,虽然手握重兵,却不敢主动迎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担心“因败而引敌追入”,所以日军一逼近,他就往后退,反正不打仗就不会打败仗。

  当时,协助汤恩伯总指挥管理军政事务的是张治中,日本鬼子还没有进贵州呢,这俩人就商量着如何“坚壁清野”--谁谁谁去烧房子、谁谁谁去炸桥梁、谁谁谁去打游击……辛亥元老平刚(平少潢,贵州贵阳人,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长)听说此事,指着张治中的鼻子大骂:“你才烧了长沙,又来烧我们贵阳?我看你是个”,俩人吵得不可开交。

  事情闹大了,蒋委员长就派何应钦坐镇贵阳,还派张道藩(就是给徐悲鸿戴绿帽子的那位,海外部长)主管贵州党务、谷正纲(民政部长)主管贵州政务。这三个人都是贵州人,蒋介石大概觉得,让贵州人来烧贵州的房子,比较有人情味一些。

  这么一来,13军军长石觉就不干了。13军被安排“火烧贵阳”,这可是个容易成为的差事,石觉知道,黄埔一期的酆悌同学一把火烧了长沙,结果被掉了,自己只是个黄埔三期的后辈,烧了贵阳,恐怕会死得更难看。于是他提出,要烧贵阳应该让94军去烧,因为94军军长牟廷芳是贵州人,烧起自家的房子比较顺手,他宁愿带着13军到前线去抵挡日本军队。

  刚巧,孙元良带领29军从陕西赶到了贵州,于是,13军和29军就被布置在马场坪一线,处于独山和贵阳的中间--实事求是的说,这两个军的防御,对“黔南事变”的化险为夷起到了一定作用。

  军全面退守。而这时,在独山一带还有的“中央军校四分校”、炮兵学校(教育长史文桂)和通信兵学校(教育长童元亮),教职员加起来有一万五千多人。

  独山的警备司令是“四分校”的教育长韩汉英,这位韩司令在独山办学三年、指挥学生在县城周围修了三年的防御工事,平时吹牛皮一套一套的,遇到打仗的时候却撒腿就跑,跑得比美国空军还要快。

  独山这里有一个美军的军用机场,美军方面决定,由伊文思上尉负责飞机场、空军仓库和独山“深水大桥”。按计划,爆破队应该先炸掉深水大桥,然后乘飞机撤离,但伊文思上尉看见城里的难民非常多,一旦炸了桥,逃难的人们就都走不脱了。于是他就先炸了机场和仓库,直到12月2日,日军已经冲到了桥头,美国人才炸掉大桥,徒步前往贵阳。

  无法统计这个举动救助了多少人。已知的是,在伊文思上尉的掩护下过桥的难民中,包括影星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声,还有上海滩的闻人虞洽卿。

  伊文思上尉于44年12月2日下午16时撤离独山,这一点,有许多人可以。而那些自吹曾经“在深水桥畔英勇阻击日寇”的勇士,却是空口无凭。

  12月1日,独山县城开始起火,12月2日,火势达到顶点,两天后,这座曾经被称为“小上海”的小城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有人认为“独山大火”是日本鬼子干的,也许真是这样的。其实,即便是所为,在当时的战争下也是无可厚非。不应该的是,同在12月2日,都匀县城也燃起了大火、同样把整座城市烧成了废墟,而实际上,日军根本就没有进攻都匀,最近的日本兵距离都匀市也在五十公里以上。

  首先进入独山城的是第13师团的第104联队,他们是沿着广西至贵州的铁走过来的,在两百多公里长的铁轨上步行四天,完全是正常的行军速度。

  12月3日,13师团的第65联队、第116联队、工兵第13联队,以及第3师团的第34联队、第68联队、工兵第3联队也陆续到达独山县城。

  其实,这些日军部队并不是满员抵达的。比如34联队的大部队此时还远在一百多公里以外,要到12月10日才能够进入荔波,可他们的联队长二神力大佐却带着十几个人先跑到独山来了。这帮家伙争先恐后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到一份“深入支那腹地”的光荣。

  直到今天,黔南一带仍有许多当年的孤儿,他们已经成为了祖父或者祖母,却不知道自己的祖籍在哪里,不知自己的亲人在何处。

  明朝建立以来,长期困扰朝廷的是“北虏南倭”。明朝的边防,主要防元。朝廷设“九边”,以重兵筑守长城诸隘,以防元朝卷土重来;而海防则主要是防倭。“倭”是自元末以来于东南沿海的海盗,其中有不少日本人,故称“倭寇”。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的胡惟庸案、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诛杀严世蕃,借的都是“通倭”。

  “倭寇”来由。倭寇主要指明代的日本海寇,他们是以日本为,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沿岸的海上入侵者。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奴国”、“倭国”,故明代将这些日本海寇以及后来与之的内陆中国人通称为“倭寇”。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朱氏明国、李氏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300年之久(从公元13世纪至16世纪)。倭寇曾经被归于海盗之类,但实际上其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陆上城市。在倭寇最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还包括入侵者维京人和海上民族),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所以被统称为“倭寇”。

  明代的倭寇,以洪武年间(1368-1398)和嘉靖年间(1522-1566)为盛。洪武年间的倭寇,主要由元末战争造民的离乱以及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的余部入海两股形成,洪武帝朱元璋厉行海禁对他们进行经济,引发沿海倭寇叛乱,史称“前期倭寇”。嘉靖年间的倭寇,也称“后期倭寇”、“嘉靖大倭寇”,主要也是由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引起的。

  “前期倭寇”。始于元朝初年,盛于明朝洪武年间。倭寇以日本海盗为中心,主要范围为当时臣服于元朝的高丽(朝鲜)。由于先前臣服于元军的高丽军,在元世祖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的军事行动中,对日本的对马岛、壹岐岛、松浦岛、五岛列岛等地的居民进行,因此前期倭寇以这些地区的者为主,对于朝鲜沿海进行含有报复式的海盗行为,目的一方面在于夺回被俘的岛民,一方面则在粮食以弥补因遭而下降的农业生产力。朝鲜史书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三地之名,称为“三岛倭寇”。后来日本进入南北朝的状态,倭寇的活动也由于管制力减弱而加剧。由于前期倭寇对于日本与明朝、高丽贸易造成,初成立的明朝对日本南朝发出倭寇的要求,随后敕封讨寇有功的南朝将军“日本国王”的称号。之后北朝室町幕府在南北朝合一后,由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再度进行,随后受封为新的“日本国王”。李氏朝鲜的开国君主李成桂因为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后来进行,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之后随著明朝与日本间勘合贸易的盛行,以及对马岛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前期倭寇”也逐渐势微。前期的倭寇,是以日本人为主体,故被称为“真倭”。

  “后期倭寇”(也称“嘉靖大倭寇”)。倭寇的根据地包括日本的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五岛列岛,以及中国、朝鲜半岛的沿海岛屿、岛、海南岛。日本室町时代到江戸时代的海盗船通称为“八幡船”,这是由于倭寇以“八幡大”作为旗帜。荷兰人未到之前,也是倭寇的活动据点。在活动的倭寇,是漳泉一带与日本方面有贸易的著名海商或海盗,不是日本人。15世纪半至16世纪,其活动区域为中国沿岸、东南亚沿海,以中国人与朝鲜人及荷兰人、葡萄牙人为主(日本人约占30%),被称为“假倭”。但据日本学者竹越与三郎《倭寇记》及当时佐藤信继《年记·河野氏家传》(河野是当时的濑户内海土豪)等资料记载,这次倭患,江浙沿海的日本人规模最大,有10万多人,日本人占十之七八,明人占十之二三,这次才是“真倭”入寇。

  此时期倭寇发生的主要原因:一是明朝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迁都后,建文帝在南方的与日本海盗合作,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报复性,由于这些南方人体型上也比北方人矮小,所以沿用“倭寇”这名词来称呼由日本人与南方中国人所组成的海盗集团。而在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经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宁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朱棣晚年,由于陆上北方未除,南方郑和七下西洋以后,激增的海陆来往也带来了渐盛的倭寇,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勘合贸易”(贸易,外商贸易货物称“朝贡”),但倭寇未成大患。正统以后,因明代海防逐渐,倭寇时能够得手,致倭患又起。到了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爆发了“宁波之乱”,加上稍早时,葡萄牙人入侵发生了屯门海战与西草湾之战,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海禁”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但也断绝许多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渔业、手工业、造船业、贸易)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了“嘉靖倭乱”。

  二是明代中国的生产力增加,但却施行海禁政策。据《明史》载:“推其祸始,乃由闽、浙沿海奸民与倭为市;而闽浙大姓没其利,阴为主持,以成俗。当时抚臣朱纨欲绝祸本,严海禁;大家不利,连为蜚语中之,而纨惊死矣。纨死而海禁益弛,于是宋素卿、汪直(又称王直)、陈东、徐海、曾一本、许恩之流争挟倭为难。自淮扬以南至广海万余里,无地不被其残灭,而闽祸始惨矣。”在后来的发展上,明人汪直扮

  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汪直曾朝廷请求开海禁,被后,把设在日本的平户藩,以反对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国人为基础,与日本人、佛朗机(葡萄牙)人合作进行走私,在“后期倭寇“中,很为知名。总的说来,嘉靖以前,倭寇限于部分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其原因有四:一、战争造成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大批武士、浪人、商人入海成为盗寇;二、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愈益增长,对中国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三、日本室町幕府已名存实亡,无力控制全国政局,诸侯各自为政,尤其是南方封建主,将中国视为利薮;四、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等,由于各种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资本者“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成为嘉靖、隆庆年间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倭寇多为日本本土之人,除外,还利用中日间存在的“勘合贸易”载运货物和武器。而真正引发“嘉靖大倭寇”的,是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的“宁波争贡事件”,也叫“宁波之乱”。

  是年六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使臣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鄞县人),因“争贡”(争夺对明贸易),在中国土地上相互厮杀。设格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掠宁波、绍兴一带,杀掳明朝指挥刘锦、袁琎等,夺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动朝野的“争贡之役”。此后,明朝要求日方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日方没有答复这些要求,致使明朝厉行“海禁”,双方贸易实际中断。由是倭寇走私贸易,并伺机多方掳掠。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4年),倭寇由瑞安入寇台州,攻打杭州,劫掠浙江沿海。此时,明世(嘉靖帝)朱厚熜,不问政事。首辅大学士严嵩,贪贿公行,致使吏治,文恬武嬉。朝廷又实行“平时募兵,战时募将;太监督军,将无”的政策,致使兵营出现“兵不,将不掌兵;兵不识官,官不识兵”的严重情况,国防松弛,粮饷不继,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战船锐减,海防设施久遭,为倭寇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6年),著名海盗集团许栋、汪直、徐海等人导引倭寇,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并劫掠。倭寇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朝廷派兵剿倭,屡战屡败,闻倭而逃,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倒悬于之中。被誉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嘉兴,灾难尤为。“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倭寇大规模我国江浙沿海地区,海滨数千里同时告急。面对倭寇大举进犯,明朝廷却束手无策。在福建巡抚谭纶、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等领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瓦氏长孙田州土司岑芝与数百名狼兵即在海南抗倭中)。危局突起,明朝廷诏令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各兵马前往江浙抗倭。

  张经曾总督两广军事,深知广西狼兵勇敢善战,上奏:“冠强民弱,非藉兵不可。”于是,朝廷决定征调田州等地狼兵出征,“从总督张经奏,起原贵州总兵白泫及广西都司指挥邹继承芳,俱充游击将军,往田州、归顺、南丹、东兰、那地调狼兵五千人各帅至浙御寇。”(见《明实录·世肃实录》,嘉靖三十三年七月乙丑)。

  据《明世实录》载:“诏锦衣卫遣官校逮总督南直隶浙福军务右都御史张经及参将汤克宽,械系来京问。以侍郎赵文华劾其畏巽失机、玩寇殃民故也。倭自去岁据松江柘林、川沙洼二处为巢,纵横肆掠周围数百里间,焚屠殆遍,水陆兵无敢近者。本年三月初,广西田州土官妇瓦氏及东兰、南丹、那地、归顺等州狼兵六千余名,承经调治,狼兵轻慓嗜利,闻倭富有财货,亟欲取之,居民亦苦倭寇暴,朝夕冀幸一战。文华既至嘉兴,屡趋经亟檄狼兵剿贼。经曰:倭狡且众,今檄招四方兵,独狼兵先至耳。此兵勇而易溃,万一失利,即骇远近视听,姑俟保靖、永顺土兵至,合力夹攻,庶保万全。……”(见《明实录·世肃实录》,嘉靖三十四年元月己酉)对于瓦氏应征的经过无多大争议,但她奔赴抗倭前线的经过和线则争论颇多,也论述不清楚。经过考证,瓦氏进军的大略经过是: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八月下间,瓦氏接到征调诏令。此时,她已经58岁高龄,她的孙子岑芝刚战死海南不久,长曾孙大寿继袭岑芝职,次曾孙大禄年幼,皆不能胜任军职,便请求督府允许她亲自带兵出征。张经素知瓦氏精通武术,机智而有胆略,便准其所请,并授予“女官参将总兵”军衔。

  身负国恨家仇的瓦氏获准率兵抗倭后,怀着与敌决战,保国卫民的决心,率田州、南丹州、归顺州、东和那地州等地狼兵总共6853人,战马450匹。瓦氏亲点随从女兵40余名及侄儿岑匡等24名勇猛家将随身。这支远征的狼兵,其中瓦氏田州狼兵4100名,狼目钟南、黄仁(岑大寿、岑大禄为挂名统领);归顺州狼兵863名,狼目黄虎仁;南丹州狼兵550名,狼目莫昆、莫从舜;那地州狼兵590名,狼目罗堂;东狼兵750名,狼目岑褐;战马450匹皆由田州调出。

  十月下旬,瓦氏狼兵在田州城誓师出发。狼兵自带军粮,登船至邕州(今南宁市,时因征交趾备有大战船)汇合,再乘大船东下梧州集结。十一月初途经藤县白马驿停驻数天,旬中到达梧州。十二月十四日,狼、官兵共6873名出发,以帆船600艘载兵马顺江东下至广东佛山,然后逆北江、贞水至南雄郡;翻越大庾岭至江西赣州复下船,以舢板船600艘送至南昌;换乘400艘大赣船出鄱阳湖,过长江,经安徽,到江苏京口(今镇江市)南下大运河至丹阳(今江苏丹阳)。

  但想不到的是,对于经过数千里长途跋涉、穿越18个郡前来抗倭的瓦氏狼兵,丹阳县尹、豪绅却避而不见,居民闭门不纳。瓦氏只好率领狼兵离开丹阳,徒步直奔牛镇;常州府用民船将他们送至嘉兴,向张经总督抗倭大本营报到。此时约为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二月中旬。三月初一,瓦氏军受命复归苏州,苏州知府林懋举以“祖旧制”为据,不让兵马进城,瓦氏狼兵不得不在城外枫桥扎营。三月五日,瓦氏即被派往松江,三月十二日到达江浙海防第一门户金山卫(上海金山区金山卫境)驻防,成为各客军中首先到达抗倭前线的部队。

  金山卫南临大海、西控浙界、北倚沙滩,倭寇自下八山,分舟可直捣浙直,故倭寇以此为主要登陆地,分犯江浙两省。瓦氏带兵来到抗倭前线,东南沿海人民久闻广西狼兵骁勇善战,名扬海内,视若长城,大振。总督大臣张经也在“选将练兵,为捣巢计”,准备一举剿灭倭寇,但因官兵屡败,士无斗志,只好“俟(狼)兵至,用之”,把取胜的希望寄托在瓦氏的援军上。瓦氏夫人一到,就被派驻金山卫,控制倭寇的出,直指倭寇的巢穴,归属总兵官俞大猷指挥。十三日,俞大猷与瓦氏亲率精兵及广西狼兵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重创倭寇。瓦氏夫人初来乍到就给敌人一个下马威,狠狠打击了倭寇的气焰。自瓦氏狼兵到来后,永顺、保靖等州的土兵也相继到达抗倭前线。

  四月初九日,倭寇3000余人突然金山卫,总兵俞大猷率军迎击,陷于倭寇重围,形势十分危急。瓦氏夫人闻讯,率狼兵纵马奔突冲击敌阵,杀得倭寇四散逃命,救出俞大猷,解了金山卫之围。此役勇将岑匡力战。

  四月十九日,倭寇集结精锐4000余举进犯嘉兴。此时广西永顺和保靖的士兵也刚好到达,张经指挥各兵马,把敌人重重包围在王江泾(浙江嘉兴北)一带。瓦氏夫人一马当先,狼兵冲锋陷阵,“舞戟如飞,倭寇畏之”,纷纷抱头鼠窜。瓦氏部下“一兵年甫弱冠,独奋身冲锋,连杀七贼,众兵乘势追击,斩获数十,贼皆溃逃。”“十九日,贼分兵二万余人突出金山、独山,往嘉兴,俞大猷率瓦氏尾击……总督乃会同浙抚胡宪追贼至王江泾。”王江泾之战,一举歼敌3000余人,给倭寇以性打击,扭转了东南沿海的抗倭战局,取得了史籍记载“自军兴以来,称战功第一”的王江径大捷,明朝官兵也“自王江泾捷后,始有生气。”二十四日,敌人再犯金山卫,“白都司(白泫)率兵迎击,被围数重。瓦氏奋身独援,纵马冲锋,乃破重围,白得脱。” (清玉垒山人《金山倭变小志》)五月下旬,瓦氏夫人率军参加陆泾坝(江苏苏州境内)战役,又斩获倭首300余级,海盗船只30余艘,令倭寇闻风丧胆。

  瓦氏率狼兵到江浙抗倭,在东起上海县,西至嘉兴府,南自金山卫,北至姑苏城的广阔战场上,转战千里,大小恶战10余场。先后参加了柘林之战、盛墩之战、嘉善双溪桥之战、松江之战、昆山这战、陆泾坝之战、漕河泾之战等著名战役,狼兵英勇善战,锐不可挡。在战斗中,瓦氏夫人使用双刀杀敌,神速如闪电,锐不可当,致使倭寇疲于奔命,死伤累累,倭寇闻风丧胆。狼兵连连告捷,屡建奇功,鼓舞着人民的斗志。“花瓦家,能杀倭”的民谣在江浙沿海广为传颂,当地还留有“平倭墩”、大捷山等遗迹。瓦氏英勇善战,大败倭寇的事迹广被传扬。其中明朝江苏人吴殳为赞颂她的英勇作战和剑术高超而写下的《双刀歌》最为有名。

  在抗倭战争中,由于瓦氏英勇杀敌,战功卓著,得到了嘉靖的赏。《明史》记载云:“(嘉靖)三十四年,田州土官妇瓦氏以俍兵应调至苏州剿倭,隶于总兵俞大猷麾下。以杀贼多,诏赏瓦氏及其孙男岑大寿、大禄银币,余令军门赏。” (见《明史》卷三百一十八·列传第二百六·广西土司二·田州)。瓦获得赏银三十两,彩缎三表裹;身为浙江巡按的胡宪虽然地位比瓦氏高,仅获赏银二十两,彩缎二表裹。可见嘉靖(明世)对瓦氏抗倭是满意和肯定的。但是,抗倭斗争的节节胜利,了利益,引起朝中奸党极度忌恨。首辅严嵩派其义子工部右侍郎赵文华以“松江祭神”的名义,前来监军。赵文华与通倭太监汪直交好,他到来后,一方面张经抗倭不力,极力排挤;另一方面强令狼兵冒险出战。又故意泄露军情,倭寇集结精锐之兵,包围了瓦氏夫人,欲一举歼灭劲敌。瓦氏狼兵与倭寇展开殊死恶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进攻,瓦氏将士血染漕河泾。赵文华又阴令诸将不救,致使瓦氏狼兵孤军无援。“群倭围瓦氏数匝,杀其家丁数人及钟富。瓦氏披发舞刀,往来冲突阵中,所乘马尾鬃为倭拔几尽,浴血夺关而出,马上大呼曰:好将官,好将官!尽愤,当时,诸将拥甲前救也。”(见张鼐《吴淞甲乙倭变志》)漕河泾一战,狼兵虽杀敌无数,但也造成了瓦氏夫人的狼兵钟富、黄维等勇将14名战死,狼兵伤亡损失甚为惨重。可见瓦氏浴血奋战处境之。战后,上海县人民纷纷杀猪杀狗,犒劳瓦氏将士。抗倭战场上,瓦氏虽受到和朝廷官兵的歧视,但她率领的狼兵军纪严明,部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深得当地爱戴,无不“箪食壶浆”,以迎义师。各地史志、名人多有记载。《岑氏兵法》抗倭战场大显神威瓦氏夫人是一位名垂青史的巾帼英雄,她精通兵法,治军有方。尤其是她和狼兵在抗倭战场上英勇善战,大显神威的事迹广被传扬。然而,后世对她的武略、兵法记载不多,而且只散见于明清一些名人笔记中。前面说过,瓦氏抗倭屡战屡胜,除了狼兵精武强悍、勇猛无畏外,还极大地得助于《岑氏兵法》这部颇负盛名的、实战性很强的兵书。瓦氏夫人的阵法精髓“鸳鸯阵”,即由戚继光所吸收,著于兵法名篇《纪效新书》之中。她还将“鸳鸯刀法”传授给天都少侠项元池,为南北武术和中外武学的融合做出突出贡献。

  在抗倭战场大显神威,令倭寇闻风丧胆的《岑氏兵法》,流传于民间。笔者小时曾读过,但记忆不深。现从明人记述的抗倭战例中可窥见一斑。

  军纪严明。《岑氏兵法》“兵略”中载有“许”、“六斩”军律:“不许百姓,人民;不许掳掠;不许马踏禾田;不许军纪”;“不如令者斩,者斩,逃走者斩,言恐众者斩,敌冲而乱者斩,敌以金帛遗地或争取不追蹑者斩”。(魏浚《峤南琐记》卷下) 对于瓦氏的严明军纪,曾目睹他们英勇作战的浙江巡御史胡宪著作《筹海图编》及明清名人笔记《倭变事略》、《江南经略》、《张氏卮言》、《松江纪略》中均有记载:“妇女将兵,颇有纪律,秋毫无犯。”“严约所部,不犯民间一粒。”“骁勇善战,军令严明,一卒夺民食,即斩之,食尚在咽间。”由此可见,瓦氏狼兵虽不是正规军,却是一支军纪严厉、可死不可败的队伍。

  瓦氏同时也体恤士兵,在自带军粮、军饷菲薄的中,常组织士兵在作战和行军间隙上山狩猎,改善大家的生活。至今还有两首民歌流传在壮族民间,反映着瓦氏对士卒的关爱。女唱:“阿妹送郎去远征,千叮万嘱要记清。晚上莫忘把被盖,日里莫忘扎头巾。”男唱:“阿哥出门去远征,阿妹在家要放心。瓦氏叫人把被盖,日里又叫扎头巾。”

  阵法独特。瓦氏抗倭以前,东南沿海抗倭诸军屡战屡败,究其原因,“战无兵法”是主要败因之一。田州狼兵虽然为少数民族土兵,但他们有传统的“岑氏兵法”。《岑氏兵法》中载有“阵略”,列战阵只有八种,称“天狼八阵”。其中有:

  天狼阵,列兵战场之法。“列军以天狼主帅,分旗点将分数司,狼目为将司旗。司领二十四旗,合五百五十二人;旗领三队,合二十三人,配正副将;队领三伍,每伍七人。”其阵法:“每司立二十四旗头,每旗一居前;其次三人,横列为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横列为第三重;又其次七人,横列为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横列为第五重;其余皆置两翼亦然,胜负以五重为限,若五重而皆败,则余无望矣。每旗二十三人,二十四旗共五百五十二人,皆精选之兵也。”

  阵,出征行军之法。“以五色旗分帅,天狼主居中军,前后左右皆卫,狼目将之。”“军帜分五色,以别行伍。”“设令帜数面,以帜色招令进退攻守。”狼兵称统帅瓦氏为“天狼主”,军队还使用有一种“狼话”(与现代壮话不同,但可与壮话交流)用于出兵作战,讲这种话叫“讲狼”(现在桂平的罗容、古城、金田一带还有村落流行,相传该村为瓦氏狼兵征剿大藤峡后的留守地)。

  七星阵,一伍之战法。此阵以“狼以七匹为伍,阵以北斗为形”演化而来,极为简明扼要。其内容:“七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四人专主击刺,三人专主割首与势。所获首级,七人共分之;割首之人,虽有照护主击刺者,但能奋杀向前,不必武艺绝伦也。”阵法特点是整体作战,7个人为一个战斗整体,既有专主击刺者,又有割首和护卫;各人击刺、割首、护卫分工明确。双龙阵,二伍之战法。是伍与伍之间互相配合,协力作战。“一人赴敌,则左右大呼夹击,一伍争救之。”每伍冲锋时,持枪者在前,执弩者在两侧,持刀盾者相随,互相密切配合,锐不可挡。故瓦氏夫人用兵“能以少击众,十出而九胜”,“可死而不可败”。鸳鸯阵,三伍之战法。“三伍为一队,操演临战皆同”,“凡一伍赴敌,则左右伍呼而夹击,一队皆争救之,否则必论罪。”这一阵法,是倭寇神秘的“蝴蝶阵”的克星。倭寇的“蝴蝶阵”是置明军于死地的阵法,专门针对明军“兵无武艺,队无阵法”的混乱情况而创,其主要特点是较为灵活:“我走则众拢,群起而攻之,追之如蜂拥然。我若胜彼则奔去;我争割首而合围之。或于战时分兵绕出左右,先制胁后击尾;或诱我而四追兵至其营,但见其财宝不见其贼众,承我取宝而袭杀之。”(见《太仓州志》卷十五《海防议》)。这一兵法,对于军纪严明、讲究整体作战、协同作战的瓦氏军来说,显得毫无意义。郑若曾(浙江巡抚胡宪幕僚)所著《江南经略》高度评价:“狼兵此法,可以为用兵者之要诀,不可谓为夷见而不师之也。”此法可以说是抗倭诸军中最为先进的兵法,后被戚继光收录于所著兵书。

  武艺高强。狼兵的武艺向来闻名于世,统帅瓦氏的更是难有匹敌。她刀、枪、棍、戟、箭样样精熟,而她的“鸳鸯刀”可谓天下无故,所向披靡。《岑氏兵法》中“器略”所载兵器不多,也仅录8种:戟(天狼长戟、雌雄短戟)、刀(鸳鸯刀、柳叶弯刀)、枪( 断魂枪、锁喉枪)、棍(囚龙棍、水火棍)、叉(三阳叉、二龙叉)、盾(铁甲盾、藤盾牌)、箭(穿心箭、连环箭)、镖(蝴蝶镖、镖)。均为实用兵器,并配兵谱及拳谱、腿法等。狼兵以伍为战斗整体,一人长枪,二人单刀执盾,二人双刀或双戟,二人叉或棍,各人均另配弓箭并单刀或双刀,个个武艺超群,威武强悍,尤其精于“近身肉搏”及“以短降长”之技。此外,瓦氏军罚分明,“凡随军者,土司均赏其亲,殉职者均厚恤其家。”所以,狼兵置个人于度外,绝无后顾之虑,气雄志烈。瓦氏见到总督张经时,第一句便是铮铮誓言:“是行也,誓不与贼俱生!”她的风貌,即是整体狼兵队伍的士气体现。

  瓦氏夫人率狼兵远赴抗倭战场,驰骋千里,历时近半载。时间虽不长,但大小十数战,屡败强倭,战功卓著,充分体现了广西各族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的爱国热情和英雄气概。

  但正当抗倭取得节节胜利时,海盗集团幕后汪直以重金贿赂奸相(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藩、义子赵文华,以抗倭。汪直原是朝廷宦官,喜领兵作战,曾提督西厂、锦衣卫,权重一时,后被南京御马监,他心有不甘,于是倭寇贸易牟取暴利。眼见朝廷厉行海禁、大力抗倭,倭寇连连失败,便心生,以救倭寇于之灾。

  于是,将瓦氏调来抗倭江浙的兵部尚书、总督浙直两广福建右都御史张经,即被赵文华、严嵩等,不久即遭处死。赵文华又谎言瓦氏“愤不出兵”,“千里持粗粮来,而袖手无尺之功,何以见乡党”,以证明张经阻军畏敌与瓦氏狼兵惧敌不战。其后严嵩、赵文华向嘉靖帝田州、东兰、南丹、那地诸州僮瑶作乱,让狼兵速速回乡平乱。又假传圣旨,褫夺瓦氏“女官参将总兵”之职,逼令瓦氏率狼兵离开浙境。瓦氏夫人满怀抗倭壮志却半途而废,又闻僮瑶作乱,悲愤忧患而成疾,只得向朝廷“告假还乡”。

  此时,瓦氏所率狼兵及后期所征调的狼、土兵,分属于总兵俞大猷、参将卢镗、游击白泫、游击邹继芳、参将汤克宽各部,分驻泖湖、嘉兴、金山卫、闵行、乍浦五地。由于抗倭狼兵失去得力统帅瓦氏,狼兵或留或走,士气锐落,斗志大减。

  瓦氏夫人愤而生疾,悲痛班师。瓦氏回师后,倭寇复炽。由于朝廷中奸相严嵩把持朝政,抗倭战争时起时伏,又持续了5年。直至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奸相严嵩年老退职,徐阶为首辅大学士,扳倒严嵩、严世藩父子,并起用大批抗倭将领,如俞大猷、戚继光等人,又再次征招募广西狼兵抗倭。

  瓦氏夫人出于抗敌报国情怀,虽自己壮志未酬,但她心悬国难,她离浙时,将《岑氏兵法》留给了抗倭总兵俞大猷、参将(副总兵)戚继光。戚继光将官、土、狼三兵组合,并参照此兵法训练“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经过数年连续征战,基本福建、浙江沿海倭寇。嘉靖年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戚、俞二军再次合兵,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此后,直至100多年后的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七月才又有小股倭寇再次福建沿海,这是史书所见的最后倭寇记载。此次瓦氏夫人远征抗倭,所率田州狼兵4000多名,回归时只剩不到2000名。瓦氏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七月初班师,从抗倭前线退兵。其他各州狼兵也陆续撤离战场回归故里。瓦氏狼兵辗转数千里,历尽艰辛,于十一月下旬回到田州。但田州等诸州均未有僮瑶叛乱,而是田州土目内讧仇杀。原来,严嵩、赵文华等奸党受汪直重金贿赂,为了将瓦氏狼兵赶离抗倭战场,故意制造叛乱。在瓦氏离开田州之后的数月间,矫旨将田州府复降为土司州后,还将田州分割成20个土司州,其中19个全部任命异姓土司狼目,这些异姓土司为争夺地盘,互相,造成了田州大乱,城毁屋颓,哀鸿遍野。昔日地域宽广、强盛无比的田州府,此时已变成了小小土司州,已无力在列强包围的刀光剑影中力克群雄。瓦氏知道此次是受所害,眼前的惨淡景象更令她忧愤,口吐鲜血,昏阙于马下。

  尽管如此惨境让瓦氏绞心疼痛,也万般无奈,但她仍依旧例祭告祖先家庙,厚恤随军兵丁及家属,又斡旋争斗中的各州异姓土司。田州虽非昨昔强盛,但瓦氏雄风犹在,且有手中尚有近两千余抗倭狼兵在握,于是各土司州纷纷愿意归于瓦氏。此次“田州土目之乱”很快平息,州城渐渐恢复生机。但是,由于抗倭事业壮志未竟,州事又繁重恶劣,瓦氏积劳疾发,终至心力交瘁,于次年正月十五以甲子之寿病逝田州土司衙署。

  犹太战争是公元1世纪发生的民罗马帝国的两次伟大起义。战争的结果是犹太民族遭到,国破家亡,被掠为奴,四处飘零,开始了一个伟大民族悲壮的全球流浪史。

  犹太民族是一个聪明能干、英勇顽强、精诚团结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命运多舛的民族,她的历史堪称一部的悲剧。

  巴勒斯坦东靠阿拉伯海,西濒地中海,沿岸内陆是一片肥沃平原,平原以东和沙漠之间则有许多丘陵高地,境内的约旦河从北向南流入世界上最凹陷的内陆湖死海,虽然气候比较干燥,在西亚沙漠丘陵较多的条件下却是一块适于农耕的富饶之乡,是一块“流着乳和蜜的土地”。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有一批塞姆族人移居此地,他们的语言称为希伯来语,自称其民族为以色列,后因建立以色列和犹太两个王国故也可称其为。这三个名称都指同一民族,现今使用时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希伯来主要用于称其语言、文学;以色列多用于与、历史有关方面;犹太则指其民族和教。据《圣经》记载,老家在阿拉伯沙漠的曾浪游四方,两河流域的乌尔和尼罗河三角洲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在埃及时受法老,全靠其民族英雄摩西率他们摆脱桎梏,逃出埃及,经西奈沙漠定居于巴勒斯坦。

  公元前1012年,大卫统一以色列和犹太两王国,定都耶撒冷,国势达到鼎盛。在其子所罗门时期(前972-前932年),建成了耶撒冷第一圣殿。这时的以色列虽不能凭武力称霸,却也能以外交和经济联系而成为西亚南疆颇负盛名的繁荣之邦。但好景不长,所罗门死后,国家南北,以色列定都撒马利亚,犹太则仍以耶撒冷为都。

  由于埃及、赫梯已衰,亚述尚未兴起,两国对峙局面维持200年之久。由于两国争斗,国王为政,阶级分化剧烈,人民痛苦不堪,得以诞生。当亚述帝国已成气候并大军压境之时,自闹的两个小国便难以,从此开始了的历程。公元前721年,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攻陷撒马利亚,灭了以色列,并掳走27290人。

  南方的犹太国靠耶撒冷的坚固城防虽幸免,但仍臣服亚述。从此以色列民族不论南北皆不断处于外部强国铁蹄的之下。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摧毁了耶撒冷城,圣殿遭,犹太王被挖去眼楮,系上锁链,举族解送巴比伦,在那里度囚徒生活达半个世纪,这就是著名的“巴比伦之囚”。幸运的是,新巴比伦王国国运不长,公元前539年即被波斯消灭。波斯人出于进攻埃及需拉拢的战略考虑,把送回巴勒斯坦,允许他们在耶撒冷再建圣殿、恢复家园,遂使更坚定了,认为确实照顾他们这个的民族。这一历史演变对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在苟存之际,把摆脱的愿望寄托于教;在生活之中,借助坚定回乡复国的和决心;在波斯人允许他们回归后更以此动员群众,民族。于是便成为犹太民族的护身符和汲取力量之源泉,至今的一些规仪仍然弥漫着历史的回声︰如犹太婚礼最后一项必让新郎将一只酒杯猛摔于地,以纪念耶撒冷圣殿的和的;每日晨昏之前必先念《圣经》诗篇第137首,以纪念巴比伦之囚;安息日及节日前先念诗篇第136首,以纪念重返家园谢神……这体现了与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

  对来说,可真是“无涯”。经过亚历山大大王的入侵、托勒密王朝的管辖和塞硫古王朝的之后,所生息的巴勒斯坦地区于公元前65年又被罗马铁蹄所灭,的国家不复存在。罗马帝国设犹太省,对进行压榨和。繁重的苛捐杂税和的无道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不满。罗马在犹太省总督弗洛鲁斯的和直接引起了公元66年的起义。

  起义的主力是城市贫民、中层市民和农民,狂热杰罗特和短刀西卡里领导了这次起义。起义军消灭了耶撒冷城的罗马敌军和地方贵族,并占领该城。公元66年11月,罗马远征队和诸属国国王的军队均被起义军彻底击败。于是,尼禄派大将韦帕芗统领大军6万人征讨犹太起义军。公元67年,罗队侵入加利利地区,遭到6.5万犹太起义军的顽强,未获成功。公元69年,韦帕芗当上罗马帝国,遂命其子第度全力进攻。公元70年4月,罗马大军耶撒冷城。为这座圣城,起义军民英勇战斗,作出巨大。第度竭尽全力始得破城,接着便对进行,被钉在上处死的起义者不计其数,被卖为奴者达7万之众。据说整个犹太战争中起义人民者达110万,耶撒冷古城横遭,圣殿被一空,七宝烛台等圣物被运往罗马。罗马曾为纪念这次胜利建立凯旋门。但是,起义军的斗争仍未中断,即使在公元73年最后一座堡垒马萨达要塞陷落之后的数十年间,的起义仍不时发生。

  由于罗马帝国推行高压政策,的怒潮终于在131年汇成一次大规模起义。公元131年,哈德良犹太举行割礼和阅读犹太律法,要在耶撒冷城建立罗马殖民地和罗马神庙,并把赶出圣城。面对国家被灭、圣城被占的严重,忍无可忍,终于在“晨星之子”西门的领导下揭竿而起。起义群众达20万之众,他们占领罗马殖民地,殖民者,攻城陷镇,势头迅猛。哈德良派大批军队疯狂,以性的军事行动征伐3年,城市50余座、村庄近1000个,达58万。

  这次犹太起义的为犹太民族树立了斗争不息的榜样,也被罗马下决心斩草除根,不让起义重演。公元135年,耶撒冷城被彻底,遗址翻耕成田,有如昔日迦太基之。之后的人民多被掳掠为奴,整个巴勒斯坦田园荒芜,庐舍为墟。于是开始了背井离乡、流浪异地的长期民族飘泊史。

  犹太战争彻底了罗马黄金时代的阶级本质,也树立了为保家卫国、捍卫和而英勇斗争的典范。由于敌人的强大和,起义终被。犹太战争在军事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耶撒冷和其它城市的防御和战,为深入研究奴隶制时期夺取坚固设防城市的主要战法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在这场犹太起义的战争中,罗队每次城市,最初都试图采取行进间强攻,如不奏效,便在轻装部队和拋射器械的掩护下展开土工作业,待筑起攻城工事和塔堡后,便用攻城槌击破城墙,打开缺口,尔后发起强攻。有时,罗队对要塞实行围困,待守军疲惫再进行突然。

  另一方面,犹太战争再现了昔日迦太基的悲剧,从而把一场起义的征讨发展到种族、铲除国家的极端战争,给社会造成严重的。

  参加卡西诺山地战的第3伞兵团2营连长舒斯特中尉的回忆:“飞机引擎的嗡嗡声从和爆炸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发出的回声在山谷中回荡。这是一种难以形容、令人发疯的声音,就像是的。整个大地都在颤动、撞击、摇晃着。我们紧靠在一起,轰炸似乎持续不断,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一切都像是。碎石和尘土纷纷落到我们头上,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我们不得不十分小心,以避免窒息或被。”

  卡西诺山地战虽然就其规模比不上在东线和欧洲战场上的那些重大的战役,但是其惨烈程度却堪与那些重大战役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944年1月17日起到5月17日的4个月里,双方在小小的卡西诺山地这以弹丸之地投入重兵,反复厮杀,盟军先后发起了4次攻势,付出了25000多人和成千上万吨的后,终于占领了这个通向罗马的据点。而德军也付出了伤亡20000多人的代价。伞兵在克里特岛失利后,在卡西诺以其不可思议的顽强勇敢再次赢得了荣誉,被盟军称为卡西诺的“绿色”。

  1943年在盟军成功地在西西岛登陆,夺取了进军欧洲的桥头堡。为了将德军的注意力吸引在意大利方向,为准备中的诺曼第登陆争取时间。盟军开始以西西里岛为跳板,向意大利腹地进军。1943年9月的雷吉奥、塔兰托和萨莱诺登陆都很顺利。9月9日迫于盟军军事上的巨大压力,意大利发生,墨索里尼被,新的意大利宣布停战。对于盟军,罗马似乎近在眼前,然而此时他们却遇到了古斯塔夫防线这道铜墙铁壁。

  古斯塔夫防线是德军建立的一条横贯意大利中部的预设防线,由凯塞林元帅指挥的C集团军据守。古斯塔夫防线的中枢和制高点是卡西诺山,山脚下有一座小镇--卡西诺镇。卡西诺山峰顶部筑有一个始建于中世纪的古老的卡西诺院,是意大利著名的古迹之一。卡西诺山地扼守着通向罗马的6号高速公和铁,盟军要进军罗马,则必须拿下卡西诺山地。于是卡西诺山和周边的山峰最终成为进攻者和防御者争夺的焦点。

  1944年1月17日,英军、美军和法国部队进行了第一次战役,只占据了卡西诺峰周围的一些小阵地、部分高地和山峰的斜坡,并没有撼动德军的防线,德军仍旧牢牢地控制着卡西诺峰及周围地区。

  1月22日,为了从后方袭击古斯塔夫防线,盟军在卡西诺以北60英里的安奇奥海滩实施登陆,此次行动被邱吉尔成为“野猫”战役。其意图是为了将古斯塔夫防线正面的德军主力引开,以配合盟军突破该防线。然而由于美军第6军登陆后没有及时向内陆推进,被及时赶到的德军第14集团军压缩在登陆滩头,如果不是依赖盟军强大的舰炮火力和空军掩护,那里差点儿成为第二个敦克尔克。不但其后方袭击古斯塔夫防线的计划破产,反而需要进攻古斯塔夫防线的盟军突破防线前往救援,实在是令人尴尬。

  2月15日开始的第二次战役以轰炸卡西诺院开始。卡西诺院位于卡西诺顶峰,居高临下,俯瞰整个卡西诺山地。第一次战役中盟军被德军准确而猛烈的炮火吃尽了苦头,他们德军炮火之所以如此准确是应为利用了院作为其炮兵观测所。

  经过盟军指挥部的激烈争论后,15日由B-17轰炸机群投下的重磅将这所欧洲最古老的院之一夷为平地。但盟军不曾预料到的是,原先德军并没有直接进驻院。院变为废墟后,德军反而没有了,厚达15英尺的墙壁和废墟成为了德军强有力的支撑点。

  第2师、英军中由印度和廓尔郭士兵组成的部队成为第二次战役中盟军的主要进攻部队。他们卡西诺城以南,夺取了山脚下的火车站,但遭到了德军第90装甲掷弹兵师和伞兵舒尔茨战斗群的反击,在付出不小的伤亡后撤退。进攻于2月19日取消,幸存的印度和廓尔喀士兵躲进卡西诺山地四周的掩体。

  3月15日晨,盟军开始了第三次战役。战役以大规模的炮击开始,炮击给德军带来巨大损失,有些德军伞兵营减员至200人左右。整个院和卡西诺镇一片废墟。一位英军指挥官说:经过这样的炮击后任何生命都很难存活下来。然而当第二师开始进攻时,一个个伞兵却奇迹般地从废墟中爬出来并开始顽强抵抗。

  经过激战,英军占领了卡西诺山一侧的Hangmans山。师也攻入卡西诺镇,但象“饭店”这样的坚固支撑点仍掌握在德军手里。3月19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命令加紧对卡西诺镇的攻势,务求扫清城中的德军据点。同时廓尔喀团在得到印度部队的增援后,对卡西诺山发起正面进攻。但伞兵死死地钉在了卡西诺镇,令盟军一愁莫展,双方步兵在残墙断壁之间苦战。不过最终部队终于在卡西诺城内占得上风,盟军的增援部队也抵达。

  5月11日深夜,盟军的2000门火炮开始怒吼,进攻卡西诺的第四次战役打响了。此次担任主攻的师波兰第3“喀尔巴阡”师。经过激战,波兰人占领了卡西诺山侧翼的Calvary山。经过连月苦战,德军已经筋疲力尽,再也抵挡不住盟军猛烈的进攻。12日英军、美军和法国部队也突破了各自主攻方向的德军防线,古斯塔夫防线已经摇摇欲坠。

  5月16日凯塞林元帅从卡西诺镇,院,以及其它周围的山头撤退。18日清晨,波兰部队进入了卡西诺院,在废墟上骄傲地升起了祖国的国旗。至此整个卡西诺战役宣告结束。

  顽强卡西诺山的第一伞兵师阻滞了盟军在意大利的攻势,并在战斗中表现出令人不可思议的顽强、团结和坚韧的,赢得了“卡西诺的绿色”的称号,同时也获得了对手的尊敬。

  他从不像齐、楚一样合纵盟主的虚名,也没有像燕一样把希望放在一些不切实际的手段上,更不像韩、魏一样割地求臣换取苟安。赵只相信实力,虽然赵国国土不大、地方也并不肥沃,他却是仅次于秦国的第二军事强国。他的强不在于兵力,而在于。赵处于四战之地,他没有后方,每一处都有可能是战场。赵人是最顽强的一群人,长平兵败,四十万人被坑杀,赵并没有投降,而是积极寻求援兵,饲机反击,最终取得战的胜利。若干年后,秦卷土重来,打下了,抓了赵王,占领近八成的赵地,赵国依旧没有投降。赵太子嘉逃到代地,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在那苦寒之地继续竖起反秦旗帜,了若干年,直至最后一战,燕代联军在易水边大战秦军失败后,才饮恨。

  韩、魏、楚、燕、齐都是一战而亡,六雄没有一个像赵这样顽强。赵国有一流的士兵,更像有廉颇、赵奢、李牧等超一流的将领,他们常常带领弱势兵力与敌纠缠,伺机取胜。阙与之战,廉颇用瞒天过海之计,闪击秦军,以少胜多击杀名将蒙敖。长平之战后,演过,倾全国六十万兵力攻赵,也是廉颇,以8万赵军采取各个击破战术,击溃两燕军,追击五百里直至燕国都城。秦国灭赵之战,李牧率劣势兵力,与刚灭掉韩魏的强大秦军对阵一年,竟能相持不下。

  赵的将军是最有个性的将军。赵牧是个职业军人,他布衣出身,镇守边疆屡立奇功,以一人之力,力却匈奴强敌十数年,其能力可见一斑。秦军灭赵、赵王换将,他认为接替他的人不足以胜任,便王命,交出。在当时,王命就算胜了,他也不会有好。他领兵打仗不是为厚禄,只为自己爱这片生他养他的赵地。为了赵国的存亡他可以一切。

  廉颇是个很现实的人,但他的现实却仅仅存在于战场。王翦率六十万秦军主力灭楚,临行前都要五次求土地封赏以求秦王。而廉颇只知坐镇战场,专心打仗,从来不去想如何让让自己专心打仗;他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廉颇不是,他也会嫉妒,他会把所有得不满全都写在脸上,昔日与蔺相如争相位,能当面呵斥,也能负荆,是条血性汉子廉颇归隐后,为求能再次出山,为国效力,竟不顾一切的猛吃米饭以求证明自己。廉颇是可敬的,更是可爱的。

  赵悼襄王元年(公元前244年),赵边将李牧率军大规模反击奴匈(今、山西北部,中部、东部)的重要围歼战。

  在《六国论》中,作者把李牧看作赵国存亡的关键人物,因而指出“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为郡。”关于李牧的事迹,记载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李牧是赵国镇守北边的优秀将领。赵国北边和匈奴接界。赵武灵王时虽筑了长城抵御匈奴,但赵国还常常遭到匈奴的入侵,去不少人员和财物。赵孝成王时,派李牧为将,镇守北边,帅府驻在代雁门郡(现在山西省西北部宁武县以北一带)。赵王,为了有利于抗击匈奴,李牧可以根据战争的需要,自己有权设置,而且一郡的田赋税收也全部归帅府,用作军事开支。李牧每天宰杀几头牛犒赏士卒,加紧训练骑马射箭技术;同时派精兵严加烽火台,以备随时报警;又派出大量侦察敌情的情报员,以便有军情及时举报。全军战士得到李牧的厚遇,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愿为国家出力效劳。平时李牧总是明令部下:“匈奴如果侵入边境物资,赶快把物资起,退入城堡内防守,如有人擅自出战捕杀匈奴者斩首。”

  每当匈奴入侵边境,烽火台一报警,李牧即立即物资退入城堡,从不出战,这样过了几年,李牧没有人员伤亡也没失过物资。然而,时间一长,匈奴兵将总以为李牧胆小怯战,根本不把他放在心上;就是赵国边兵们亦在下面窃窃私议,以为李牧胆小怯战,有的愤愤不平。李牧一意坚守不主动出击的消息传到赵孝成王那里,赵王派使者责备李牧,要李牧出击。李牧却仍然如故,匈奴一来,即深沟高垒,坚守不出。匈奴往往满怀企望而来,却一无所获而归。赵王听说李牧仍然一味防守,认为他胆怯,灭了自已威风,很生气,立即派另外一员将领来代替李牧,免去了李牧雁门守的职务。新将领一到任,全部废弃了李牧的,只加紧训练,准备抗击入侵的匈奴。一年多以来,每当匈奴入侵,边将都出战,每次出战都不利,人员伤亡很大,物资损失也很多,而且边境上的百姓没有办法耕种和放牧,百姓纷纷逃亡。赵王只得又派使臣去请李牧重新担任代雁门郡郡守,李牧借口有病,不肯就任。赵王不得已,只得李牧出来。“大王。”李牧对赵王说:“如果一定要为臣重新任北边守将,那就必须答应还照我从前的办法,我才敢接受命令。”“寡人答应。”李牧又来到雁门,还照以前的办法坚守。几年内匈奴几次入侵,都一无所获,总以为李牧胆小怯战。边庭将士因为天天得到犒赏,却没有出力的机会,都希望能在战场上为国家效力。李牧看条件成熟了,于是准备了经过严格挑选和修理好的战车1300辆,又挑选出精壮的战马13000匹,勇敢善战的士兵五万人,优秀射手十万人,然后把挑选出来的车、马、战士统统严格编队,进行战斗训练。一切就绪之后,让百姓满山遍野去放牧牲畜,引诱匈奴入侵。不久,情报员来报告,有小股匈奴到了离边境不远的地方。李牧派了一支小部队出战,刚一跟匈奴兵接触,就装作打败的样子拼命逃窜,丢弃下几千名百姓和牛羊让匈奴俘虏去。匈奴单于王听到前方战报,十分高兴,满心以为李牧怯懦可欺,于是调动大部队侵入赵的边境,准备大肆掳掠。李牧从烽火台报警和情报员报告中熟悉了敌情,早在匈奴来埋伏下奇兵,当匈奴大部队一到,还没等单于布下阵,李牧一声令下,左右两翼生力军早冲杀过去。将士们经过几年的养精蓄锐,早已摩拳察掌。李牧一声令下,个个象生龙活虎,向敌人扑了过去。匈奴兵将素来不把李牧放在眼里,一心想着俘获女子玉帛回去享受,猛然受到赵军凶猛的进攻,阵脚很快被打乱,纷纷拼命后退;李牧看到匈奴队列一乱,立即命令军中击鼓,中军主力也冲杀过去。李牧左右翼出击获胜,单于本来已经惊恐不安;眼看中军又冲杀过来,鼓声、人群喊杀声、战马嘶鸣声惊天动地而来,单于吓得顾不得部下,自己掉转马头就跑。主帅一乱,匈奴兵更是一个个只顾逃命,哪里还有力量抵抗。李牧指挥部队,追杀下去。匈奴正逃走间,又遇到李牧埋伏下的军队拦杀将出来,前后夹击,匈奴兵更是没命逃窜。这一仗,匈奴十几万骑兵,缴获马匹无数。

  此战,李牧针对匈奴军骑兵机动性、战斗力强及以为主要作战目的的特点,实施坚壁清野,使敌优势无从发挥,军需无法补充,同时采取一切措施提高自身战斗力;俟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后,集中力量,充分发挥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威力,进行包围,是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此战,是先秦战争史中以步兵大兵团全歼骑兵大兵团的典型战例,对后世以步制骑的战术有着深远的影响。此战中李牧将孙子兵法的智慧发挥到及至,先是连败五阵,丢弃牛羊辎重无数,将匈奴主力从他们擅长的草原引诱到汉人所擅长的长城外围来进行决战,并以示弱于敌的手段对手。接着火速出击,深夜集合人马,夜袭匈奴大营,把那些在马上纵横的匈奴骑士在睡梦中。同时重装战车包围匈奴营地出口,以密如蝗虫的箭矢射杀匈奴逃亡者。此战打的匈奴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几年难以恢复元气。更重要的是,此战是汉族军队步骑车兵协同作战的经典战例,为日后汉与匈奴作战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此战,李牧针对匈奴军骑兵机动性、战斗力强及以为主要作战目的的特点,实施坚壁清野,使敌优势无从发挥,军需无法补充,同时采取一切措施提高自身战斗力;俟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后,集中力量,充分发挥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威力,进行包围,是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此战,是先秦战争史中以步兵大兵团全歼骑兵大兵团的典型战例,对后世以步制骑的战术有着深远的影响。此战中李牧将孙子兵法的智慧发挥到及至,先是连败五阵,丢弃牛羊辎重无数,将匈奴主力从他们擅长的草原引诱到汉人所擅长的长城外围来进行决战,并以示弱于敌的手段对手。接着火速出击,深夜集合人马,夜袭匈奴大营,把那些在马上纵横的匈奴骑士在睡梦中。同时重装战车包围匈奴营地出口,以密如蝗虫的箭矢射杀匈奴逃亡者。此战打的匈奴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几年难以恢复元气。更重要的是,此战是汉族军队步骑车兵协同作战的经典战例,为日后汉与匈奴作战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上世纪70年代,朝韩关系已呈“破冰”迹象,但接二连三的刺杀和爆炸袭击,使得朝鲜半岛阴云密布、杀气不散。1974年8月15日,韩国举行光复节庆祝大会,总统朴正熙进行时,侨居日本的韩国人文世光冲上前向台,没有击中朴正熙,却了第一夫人陆英修,混战中,有一个合唱团的女生被流弹击中身亡。刺客被抓住,经审问供称是受朝鲜,后被处以绞刑。1983年,韩国总统全斗焕在仰光遭到事先布置的袭击,侥幸躲过一劫。而1987年韩国858次班机爆炸事件最为触目惊心,机上一百多人无一生还。

  1983年10月9日,缅甸兰贡(今仰光)传出的爆炸声了世界。当时,韩国总统全斗焕率阁员访问缅甸,得知他准备前往缅甸国父昂山的陵墓献花时,朝鲜特工在全斗焕等人将造访的屋梁内,事先安装了遥控。爆炸当场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韩国副总理徐锡俊、外交通商部长官李范锡等17名高级官员和4名缅甸官员。全斗焕和夫人由于迟到,侥幸躲过一劫。

  血案发生后,缅甸立即展开调查,称爆炸事件为朝鲜所为,全斗焕同样向朝鲜提出严重。对此,朝鲜予以否认。缅甸了几名朝鲜人,他们后来承认是受朝鲜机构“第39室”的来暗杀韩国总统全斗焕的。11月4日,大失脸面的缅甸愤然同朝鲜断交,冻结了朝鲜及资产,并了涉嫌爆炸的主犯、原朝鲜特工姜民哲上尉。姜民哲现在仍在仰光服刑,朝方一直要求将他回朝鲜。

  为了报复,韩方强硬派秘密制订了旨在暗杀金日成的“斩草计划”。这批特训队员一共有31人,根据计划,黑鹰直升机将队员空投到平壤,特训队员潜入平壤锦绣山议事堂--金日成起居和办公地。之后,安装,然后除掉金日成。为了更好地执行暗杀任务,与朝鲜士兵一样,渗透队员早晨起床睁开眼睛后所作的第一件事情是高喊“金日成将军”,他们要学会抽朝鲜烟卷,训练时,身穿朝鲜军装,用朝鲜人民军使用的AK-47步枪瞄准射击。

  选拔出来的队员都经过了的训练,韩国方面模拟平壤街道和锦绣山议事堂的地形建造了训练。为了不被追踪,渗透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不留下任何痕迹。渗透队员需要最大限度减少排便,因此饥饿训练是必不可少的。渗透队员计划在执行暗杀任务时携带可供15日食用的营养剂。该营养剂经特殊工艺制作,可以最大限度提供人体所需热量,同时体积尽可能做得小,15天的粮食不过一捧大小。

  “斩草计划”制订后大约两个月,有2名朝鲜特战队员乘可潜式快艇渗透进入釜山市的多大浦海滩,韩国“斩草队员”潜伏在沙堆里面设伏。朝鲜特工乘半潜艇,驶抵距离海岸一两公里的地方,换乘水上摩托登陆。他们配备冲锋枪,双手握着手榴弹,手指抠住拉环。为活捉朝鲜特工,斩草队员只携带皮革和长刀便冲了上去。一名朝鲜特工头部被皮革棍击中后倒地,另一名在激烈搏斗后被。目睹海滩格斗的朝鲜半潜艇发射了一枚RPG-7火箭后迅速逃走,韩国海军高速艇紧追不舍,发射舰炮,但未击中。最后高速艇用撞击的方法撞沉了半潜艇。

  事后,韩方高层请示全斗焕,要求执行暗杀金日成的任务,但全斗焕称“不能干与朝鲜同样的”,“斩草计划”因此胎死腹中。事实上,同样是军人出身的全斗焕何尝不想报复,但由于美国的压力以及准备1986年汉城亚运会,全斗焕只能放弃。

  “斩草计划”流产不久,国际奥委会决定1988年第24届夏季奥运会在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举行。

  1984年3月,朝鲜奥委会致函韩国奥委会,南北双方就共同组队参加国际比赛进行谈判,韩国奥委会表示赞成。

  此后几年,在国际奥委会的斡旋下,朝韩双方多次在板门店等地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谈判。1987年8月,朝鲜方面就举办第24届奥运会提出五点,其中包括在平壤设立的组委会,朝鲜须举办8个项目的全部比赛。朝鲜还强调,在朝鲜举办的比赛须称之为第24届朝鲜奥运会,在韩国举行的比赛则称之为第24届汉城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须在平壤和汉城两个城市举行,电视转播的收人,三分之一须给朝鲜。韩国对此无法赞同。为调解朝鲜、韩国的分歧,国际奥委会由朝鲜举办男女射箭、男女乒乓球、女子排球等5项运动比赛。随后,朝韩双方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举行了多轮会谈,终因分歧严重,无功而返。

  1987年9月17日,国际奥委会向各会员国发出参加汉城奥运会的邀请信,信中写明在韩国汉城举行第24届奥运会,韩国随即重申了将单独举办奥运会的立场。朝鲜对此表示十分遗憾。

  1987年11月29日,韩国大韩航空公司858次波音707飞机自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起飞,途经阿联酋首府阿布扎比短暂停留后,准备飞往汉城,机上共有机组人员和乘客115名。

  飞机在飞越泰国首都曼谷时,突然失去联系,下落不明。不久,班机在空中爆炸后坠海的消息传来,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858次班机是波音B707型喷气式客机,其机型与英国航空公司1966年在日本富士山上空受高空强大气流影响而空中解体的班机一致。就在失事两个月以前,858次班机在汉城金浦机场着陆时,因机轮未能及时弹出,机体触跑道时发生过严重损伤。那么这一回,到底是空中解体,还是爆炸袭击?韩国方面在搜寻飞机下落的同时,也曾试图从技术角度来分析的原因。

  警方获悉,858次停留阿布扎比时,持有日本护照的一男一女下了飞机,男的自称为蜂谷真一,69岁,女的自称蜂谷真由美,27岁。随后两人入住巴林麦纳麦市内的高级宾馆。翌日清晨,两人赶往巴林机场,准备乘约旦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意大利罗马。

  日本驻阿布扎比事先得到情报:自称是蜂谷真由美的女人的护照系伪造,日方迅即通知巴林机场出入境管理局,将已办完乘机手续即将登机的蜂谷真由美和蜂谷真一。

  在问询中,蜂谷真一和蜂谷真由美自称为父女,但两人外貌并不相似,均讲一口流利的朝鲜话,男人还会讲日语。其后,两人提出要求吸烟。获准后,两人吞进藏在香烟过滤嘴中的胶囊丸,警方发现这是剧毒氰酸钾,两人立即被送往医院抢救。蜂谷真一抢救无效,于当天上午10时死亡,而蜂谷真由美只是吞进胶囊丸后,又偷偷吐了出来,并无大碍。

  经日本外务省确认,蜂谷真一的护照原来也是伪造。日本警方在查证中发现,死者蜂谷真一的真名为李京雨,韩国济州岛人,1948年参加济州岛。韩国认定其为后,他带着家属偷渡到日本,住在山口县。不久,蜂谷真由美和已死亡的蜂谷真一被送交韩国。

  12月15日,在韩国企画部(安企部)的严密警戒下,蜂谷真由美抵达汉城金浦机场,其两臂分别被保安人员从两侧夹紧,嘴也被防止用的胶带死死封住。在位于汉城郊外的“南山地下室”,韩国有关机构对蜂谷真由美进行长时间的。

  刚开始,蜂谷真由美自称是偷渡去日本讨生活的偷渡客,随后又声称要在自尽。韩国侦讯人员并没有使用,反而对她很温和,允许看电视,甚至陪她到汉城街上随处逛逛。经过8天的,蜂谷真由美渐渐放松了。

  一次在侦讯室,检察官用“中文”问她偷渡去日本后所使用的电视是什么品牌,“杜鹃!”她一时说漏了嘴。当年,杜鹃是朝鲜唯一生产的电视品牌。露馅后,蜂谷真由美只得供认,她真名叫金贤姬,已身亡的同伴真名叫金胜一。她承认自己是朝鲜武装工作人员,炸毁858次班机受朝鲜所派。

  1964年出生于平壤的金贤姬,毕业于平壤外国语大学日本语系,父亲是朝鲜官员。16岁时,她被朝鲜选为特工,在“东北里招待所”接受了搏击、射击、爆破等训练。她曾持伪造的日本护照,到广州和澳门学习中文和广东话。韩国取得第24届奥运会主办权后,按韩国的说法,主持情报工作的金正日决定炸毁韩国“大韩航空”班机以为。经过挑选,朝鲜决定派遣日语流利的老特工金胜一与金贤姬执行任务。他们假扮成一对日籍观光父女,前往中东,搭上大韩航空858班机,并巧妙地把伪装成酒的液体带上飞机,上安置了9个小时后才会爆炸的装置,然后脱逃。

  金贤姬招认后,围绕韩国班机爆炸事件,朝鲜与韩国展开了激烈的交锋。韩国总统全斗焕多次发表谈话,事件为朝鲜韩国举办奥运会而采取的恐怖行动。朝鲜方面则多次予以否认,称这是韩国自己搞的爆炸后嫁祸于朝鲜。

  1988年9月17日上午10时30分,第24届奥运会在汉城综合体育场顺利开幕。此前,因谈判破裂,朝鲜将抵制汉城奥运会,并向中国、苏联、越南、蒙古、古巴、阿尔巴尼亚提出采取统一行动的要求,但仅有古巴、阿尔巴尼亚响应。

  1990年3月27日,金贤姬被韩国法院判处死刑,但获得韩国总统卢泰愚,一年后被。出狱后,金贤姬在韩国主要从事著述和,她撰写的手记《现在,作为女人》一书,也成了畅销书,并被拍成电影,据说仅版税一项就高达10亿韩元。

  另据韩国《朝鲜》1994年9月号记载,金贤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韩航空公司858次班机爆炸事件是依朝鲜劳动党对外调查部李部长的进行的,并称有金正日的亲笔命令。

  自1997年与韩国安企部官员秘密结婚后,金贤姬在韩国过起了“普通主妇”的生活。但由于858次班机遇难者家属的和爆炸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对金贤姬来说,“现在,要成为一名普通女人”,并不容易。一度沉寂后,当金贤姬2010年7月前往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别墅会谈时,就引得物议纷纷。日本方面透露,金贤姬访日成行“有助于揭开日本遭问题的”,因为858班机爆炸事件后,金贤姬在接受韩国部门调查时,了此前曾有日本人被朝鲜,而鸠山由纪夫正好曾担任日本党问题负责人。

  太原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及汉阳兵工厂,是史上的三大兵工厂。阎锡山能够山西达38年之久,与太原兵工厂为其制造兵器弹药,进而招兵买马,扩大有直接关系。

  阎锡山参加辛亥成功后,由清军86标标统 (相当于团长)一跃而为山西大都督,独揽。1914年5月,阎被袁世凯委任为同武将军,1916年被委任为山西督军。1917年,阎锡山出席督军团会议时,曾参观陆军部国产武器试射比赛,见现场试射的汉阳兵工厂所制的枪炮精良,遂萌生自造军火的念头。同年,阎将晋军扩编为4个混成旅,计有12个步兵团、2个骑兵团、4个炮兵营、1个机枪营,装备各种枪1万余支,机关枪数十挺,山野炮数十门,这些武器年久失修,尤其缺乏枪弹,打仗时才下发少数子弹给部队,士兵所挎的子弹带大半部是空的,而进口武器弹药则为所不允。在是时军阀派系林立、的情势之下,要保住地盘,巩固,首先必须筹建火药厂和枪弹厂。

  早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受张之洞搞洋务建立汉阳兵工厂的影响,就在太原小北门(拱极门)外柏树园千庙地建了厂房22间,命名为机器局,设备简陋,又缺工匠,只能修理戈矛、马刀、来复枪、小炮等件,后从天津等地聘来一批工匠,比较复杂的废旧兵器也能修配如新。及至1912年(初年),阎锡山委派留学英国的定襄人李蒙淑(陶庵)为机器局局长,略加扩充规模,但仍无制造机器的能力。阎锡山怕遭袁世凯猜忌而被铲除,遂于1914年(3年 7月)将机器局改为山西陆军修械所。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一扫以前顾虑,大胆进行,扩充军备。为解决资金问题,阎在修械所内增设了铜元局,用铸造铜币所得的巨额收入,扩建了厂房,添置了机器,并从天津等地招募回机械技工,职工增至五六百人。后因修械所附设之铜元局,两者同在一处办公、生产,而管理体制不明确,屡生矛盾,阎锡山遂于1920年3月下命将修械所和铜元局合并,改称为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

  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上设总办,由晋军第一旅旅长商震兼,李蒙淑任厂长,下设三个科,其中第二科分工专管制造火药和枪弹,科长洪中(后离晋任南京国民兵工署署长),1921年,实习厂从上海高昌庙所设的陆军部国营军器工厂订购回子弹机一套,日产子弹1万粒。后经太原育才机器厂仿造了子弹机,产量翻了一番。日产2万粒,可以制造六五步枪、七九步枪和冲锋枪的子弹,此乃山西制造军备之开始。

  在制造枪弹成功的同时,又开始研制手掷弹,弹体分铁皮与铸铁两种,经过多次实验和战场的实践,木柄铸铁手掷弹弹体可以爆裂成数十粒乃至上百粒弹片,杀伤力大,成为山西造军火中的名牌,最高日产达1万多颗。南京和沈阳兵工厂均仿制,山西研制的手榴弹威力大。

  1923年7月,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再度改组,将下设三个科所属的生产车间均改为厂,并新设置了枪弹厂、厂、炮弹厂、无炯药厂、厂、制酸厂。另外,阎锡山还在太原东山成立了的黑药厂和压药厂。随着枪弹、和炮弹的产量日增,火药生产赶不上需要,除白色起爆外,还生产了皮克林酸,为降低成本,又研制生产了铅粉,但在实用中出现爆炸不良等现象。1924年,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厂长李蒙淑和分管制造火药、枪弹的科长洪中从欧洲考察归来,欲仿制硝胺,成本低廉,阎锡山责成洪中承包试制,洪中索要每磅工料费八角,较皮克林酸省一半。在阎锡山正考虑进一步压价时,在日本帝国大学学化工的张恺毕业归来,阎让张恺试制,成功后每磅成本不及三角。阎大喜,并将此命名为恺字。1926年,阎将制酸厂、无烟药厂、厂从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划分出来,和黑药厂、压药厂合并改组为的太原火药厂,委张恺为厂长,曹焕文为工程师。不仅火药产量提高了,还先后研制成速燃火烟药,解决了大量生产迫击炮弹所需的抛射药,以及引信定时慢药。

  恺字的试制成功,促进了、炮弹的大量生产,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组织越滚越大。这本是阎四次扩军备战的结果,但他生性多疑,怕尾大不掉,于是于1927年(16年)1月改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为太原兵工厂。太原兵工厂从未设厂长,下设工务、核计、检验、稽查四处,其中工务处事权最多最大,管辖着大炮、炮弹、步枪、冲锋枪、机关枪、、压药、双用引信等17个厂、所、室,由阎锡山的内亲张书田任处长、剐处长为赵甲荣和刘笃恭。工务处的工作和其他三个处的工作一样,事无大小,均直接向阎请示汇报,阎锡山是没有厂长名份的太原兵工厂真正的厂长,把军火生产掌管得非常自如。

  太原兵工厂的成立,不仅仅是个厂名的改变,而是标志着山西军火生产由轻武器向重武器的迅猛发展。为兵工生产服务的太原育才机器厂(厂长刘笃恭)和太原育才炼钢厂(厂长郑永锡)已于前一年(1926年)建成投产,前者为兵工各厂仿造或设计制造各种专用机器装备,后者为制造军火提供工具钢、模具钢等各种特殊钢材。是时,太原兵工厂和火药厂共有设备3800部,职工1.5万人,其规模与全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相媲美。1928年8月,蒋介石为削弱别人壮大自己,以北伐已经胜利为由召开会议搞假裁军,阎锡山投蒋所好,复改兵工厂为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以伪对假,而内部组织仍旧,军火生产有增无减。从1928年至1930年问,兵工厂的月产量为:轻重炮35门,迫击炮100门,步枪3000支,机枪15挺,冲锋枪900支,炮弹1.5万发,迫击炮弹9000发,子弹420万发。阎锡山依靠这些武器装备,使晋军发展为30万人的兵力,并有余力高价出售武器给李仁、马鸿逵、马步芳等外省军阀。

  1930年发动的蒋、阎、冯中原大战历时半年,以蒋介石获胜而告终。阎锡山下野避居大连。蒋介石责成张学良统一晋、绥两省军政事宜,决定编遣晋绥军,太原兵工厂和火药厂的职工也遭到同样命运,军火生产停止。两厂于1931年4月改组合并为太原修械所,郭凤朝任所长,副所长为董登山和曹焕文,原有的1.5万名职工裁减为1800名,只作一些军械修配和民品生产。

  1931年“9·18”事变后,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形势下,蒋介石和阎锡山握手言欢。1932年3月,阎锡山复由蒋介石任命为太原绥靖主任,重掌文武实权,将太原修械所一分为二,即将其中原兵工厂部分改为壬申(是年为壬申年)制造厂,郭凤朝任厂长;原火药厂部分改为壬申化学厂,连子孝任厂长。两厂职工恢复到5000人。另将太原育才机器厂和太原育才炼钢厂合并为太原育才炼钢机器厂,厂长刘笃恭。原兵工厂的设备原封不动地划归壬申制造厂后,为避免蒋介石怀疑,将炮厂与水压机厂合称壬申第一厂炮弹和两厂合称壬申第二厂,步枪厂改称壬申第三厂,枪弹厂改称壬申第四厂,机关枪厂与等四厂合称壬申第五厂,冲锋枪厂改称壬申第六厂。总称为壬申制造厂的组织与原兵工厂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只是加大了民用产品的生产。

  太原兵工厂和火药厂及太原育才炼钢机器厂等厂,虽经多次改组,但始终由阎锡山的山西省或太原绥靖财政拨款并直接领导管理,不容置疑属性质,早已为蒋介石所凯觎。一旦南京蒋要收归“国有”,阎锡山则无法,若顺手移交又非阎锡山所愿。为从根本上免除被接管合并的风险,阎锡山于1934年9月将上述各厂划归西北实业公司管辖,因而西北实业公司是属于新成立的山西公营事业董事会领导的民营企业,归其管辖的这些工厂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民办工厂,其实仅仅是改变了一下厂名:

  原统管上述前6个壬申分厂的壬申制造厂总厂随之撤销,新组建了西北实业公司机器厂管理处统管上述11个工厂,处长由太原绥靖军械处处长周维翰(桂庭)兼任,副处长委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厂长刘笃恭和西北机械厂厂长郭凤朝兼任。但这个机器厂管理处并非西北实业公司的一个职能处室,而是一个的经济实体,统一领导管理、协调这11个工厂的生产、财务、营销和人事等事宜,它一方面承揽同蒲铁和西北炼钢厂的建设工程,一方面逐渐恢复车火生产。

  1936年10月,因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西北实业公司又撤销了机器厂管理厂,组建了西北制造厂,全面恢复军火生产,由阎的妻侄、时任西北实业公司协理之一的张书田(子绅)任西北制造厂总厂总办,赵逢冬任会办。该厂实际上是兵工厂的恢复与扩大,如由原火药厂改组的西北化学厂从进口了新设备,扩充为新厂和旧厂(即今晋安化工厂和新华化工:厂的前身)。西北制造厂总厂统一管理下列18个分厂:

  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以上各厂共右职工: 7000多人。日军进犯山西后,敌机频繁轰炸,各厂无法进行生产。阎锡山派西北制造厂总办张书田策划搬迁,紧急抢运设备往后方川陕等地,直到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前,只运走小型机床1000余部、动力电机 200余部等,仅占西北制造厂18个分厂全部财产的 2%,其余设备悉数落入敌手。日军将其中较好的设备 4000余部(台)和西北炼钢厂炼焦部提炼汽油的设备及设在左云县的育才炼油厂设备拆卸装箱,运往日本的东京、大阪和伪满的沈阳、大连,利用这些设备组织生产军火和军用物资,以战养战。至此,阎锡山经营20多年、几经改组发展为宏大的太原兵工厂不复存在。

  为再度实现陕西督军的美梦,1926年4月到11月,刘镇华的镇嵩军将西安严密围困,使西安百姓不仅经历了的生活,更留下了的记忆。

  阎相文担任陕西督军没多久就突然,由直军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刘镇华想尽一切办法,和冯玉祥拉上关系。

  冯玉祥是士兵出身,总喜欢做出一副艰苦朴素的样子--穿一身士兵服,跑到操场上带着大家喊口号。刘镇华投其所好,脱掉长袍马褂,换上灰布军装,扎上裹腿,领着一群士兵卖力。每当冯玉祥举行会或向部队时,刘镇华总是地跟随。冯玉祥教,有“将军”之称,刘镇华也经常到去做礼拜,并把请到镇嵩军里布道传教。这一切让冯玉祥很是满意,很快就与刘镇华换了帖子,结拜为兄弟--那年头军阀之间流行玩这个,事明,两肋插刀的兄弟极度奇缺,经常插兄弟两刀的军阀倒是主流。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东进河南,让刘镇华代理陕西督军。不久,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又保荐刘镇华任陕西督军。

  刘镇华掌握陕西军政后,利用一切机会,大力扩充兵员,先后收编了王振、万选才、孙殿英等部,使镇嵩军进入极盛时期,兵力扩充到十万之众,被吴佩孚视为“西北长城”。

  但刘镇华治陕横征暴敛,纵兵殃民,陕西发现这位督军比陈树藩还差,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驱刘运动”。但在那个靠枪杆子说话的,刘镇华掌握有强大的镇嵩军,又有直系军阀的支持,所以这些运动丝毫影响不了他在陕西的地位。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刘镇华一开始站在吴佩孚一边,但当年10月,冯玉祥发动,推选段祺瑞为执政后,派胡景翼进入河南,击败吴佩孚军,占据开封。

  看到局势有变,刘镇华再度摇身一变,通电段祺瑞,命令驻守豫西的憨玉昆迅速向河南扩充地盘。憨玉昆率部袭击洛阳,吴佩孚逃往郑州。

  1925年2月,为争夺河南的军政,胡景翼与憨玉昆矛盾,刘镇华认为这是一个夺取河南、使豫陕连成一片的好机会,于是,决定孤注一掷,率领陕境的镇嵩军赴豫援助憨玉昆。镇嵩军与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在黑石关、虎牢关等地展开激战,结果,镇嵩军一败再败,憨玉昆服毒。

  刘镇华兵败后,仍回西安继续主政,但冯玉祥对这位拜把子弟兄已经深恶痛绝,命令军队截断刘镇华的入陕通道,无奈之下,刘镇华只得率残部逃往山西投靠阎锡山,结束了他在陕西长达八年的。

  “城里守军二万不足,城外攻方二十万有余,按说是十个娃打一个娃,怎么还打不过……账还有另一个算法,城里市民男女老少不下五十万,全都跟二虎的将士扭成一股坚守死守,要把那五十万军人民人全部饿毙……大约得到秋后了……”--《白鹿原》

  在陈的小说中,记录了“二虎守长安”的故事。这个故事在《白鹿原》中只是寥寥数笔,但在西安的历史上,却留下惨烈的记忆。

  1925年10月,吴佩孚东山再起,自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刘镇华经阎锡山与吴佩孚取得联系,被任命为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

  刘镇华于是召集散落在豫西各地的镇嵩军,并纠结、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由阎锡山提供,开始活跃起来。

  1926年初,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被鄂军击败退到豫西,在陕州、灵宝一带遭到刘镇华部队的截击,岳维峻只身逃往山西。陕西派军队接应岳维峻,也被刘镇华打败。

  两场伏击战打完,刘镇华的镇嵩军士气大振,很快组成了一支号称十多万人的部队。由于陕军主力被鄂军消灭殆尽,关中守军薄弱,刘镇华又做起陕西督军的美梦,加上一些留在陕西境内的老部下的内应,刘镇华率镇嵩军占据潼关,长驱直入,直扑西安。

  由于吴佩孚没有财力为镇嵩军提供军饷,刘镇华提出“就地征发”的办法,以“打到陕西去发财”号召官兵,所以镇嵩军所过之处,庐舍为墟,陕西各县人民劫掠。

  1926年4月初,镇嵩军兵临西安城下。由于西安是主战场,不少史料都估计,镇嵩军在此投入的兵力至少有七万人,而西安城内的兵力满打满算不足一万人。

  刘镇华算是的老牌军阀,但这次他在西安遇到的两个对手也不是无名之辈。西安城内的两位将领:一个是李云龙--不是电视剧《亮剑》里那个李云龙。这位李云龙,字实生,后改名云龙,字虎臣,陕西人,刀客出身。为了方便起见,还是称呼他为李虎臣;另一个是杨虎城,更是大名鼎鼎,陕西会党出身。

  李虎臣和杨虎城都是重义气、轻名利之人,二人在守城战斗中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吃住一起,全军效法。二人还不分长幼、不呼名姓,因为二人名字中都有一个“虎”字,故互称“对点”,亲如弟兄。这两支部队都是守城的中坚力量,故后人称为“二虎守长安”。

  1926年5月15日,镇嵩军占领咸阳、西安间的三桥,西安遂陷入四面包围之中。镇嵩军绕城一周挖了宽深各6米的外壕,并加筑围墙一道。攻防双方遂在西安东关一带展开地道战。

  因地形关系,东关战场从战争开始一直到胜利,始终是镇嵩军进攻的重点,镇嵩军在城外设置炮兵群,炮轰东关陕军阵地,并在城外掘地道多处,轰炸城墙。杨虎城部的一个营担任东关防务,在城下挖掘堑壕,专门防御镇嵩军的地道偷袭,镇嵩军几次挖掘地道,都被陕军发觉。

  在东行地道战偷袭时,镇嵩军还派出精锐,夺取南城制高点小雁塔。小雁塔由李虎臣部防守,镇嵩军集中重兵,双方血战多日,镇嵩军先后占领小雁塔,但均被李虎臣组织敢死队夺回。

  7月22日,镇嵩军在炮兵掩护下,以敢死队1000余人由东北城角架云梯登城。云梯上非常醒目地用白布写着“云梯第一名赏洋1000元,第二名赏洋800元,第三名赏洋500元”的,鼓励进攻。重赏之下,镇嵩军拼死攻城,甚至一度有十余名士兵爬上城楼,城内守军沉着应战,短兵相接,战况极其惨烈。杨虎城甚至将自己的卫队投入战斗。战斗从早晨6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下午5时,才把镇嵩军打退。

  在镇嵩军拼命攻城的同时,城内守军也想尽办法,多次组织部队进行突围。9月20日,李虎臣和杨虎城从各部队挑选精锐近1000人,由李、杨二人亲自指挥,向城北大白杨、城西的潘家村分途突围。激战3日,占领了大白杨、潘家村等处。终因镇嵩军重兵,守军在惨重之后,不得不放弃突围,退回城内。

  除了西安,镇嵩军的其他部队对陕西境内其他城市也进行了,其中以三原为最。三原为陕西渭河以北重镇,即杨虎城入省以前的司令部所在地。杨虎城率军进入西安后,只留下少量部队驻守。

  刘镇华出1个师又6个混战旅,向三原发动进攻,但未能攻克。后来,刘镇华久攻西安不下,欲先取泾阳、三原,以绝西安的外援,遂加派军队,投入渭北战场。1926年8月5日,三原亦陷于四面包围之中。刘镇华部队在此地的烧杀情况,和西安不相上下,所不同的只是时间稍短而已。直到10月初,刘镇华才撤了三原之围。

  为了给刘镇华打气,吴佩孚把他的空军也转移到了陕西战场。9月26日,吴佩孚空军曾到西安上空低飞,投掷,发散,对李虎臣、杨虎城的首级10万元,、陕军。

  在万分危急之时,于右任接受人李大钊的,到莫斯科请冯玉祥回国解围。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返回,召集旧部组成,誓师五原,挥师南下。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部队经入甘肃,派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领马鸿逵、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合计4个师、6个混成旅,经固原、平凉东下。10月上旬,前锋到达陕西兴平。

  孙良诚部援军进抵西安外围之初,受到刘镇华部的顽强抵抗。经过40余天的激战,刘镇华部继续顽抗。最后,孙良诚派出一支奇兵抄袭刘镇华的大本营十里铺,加上城内守军的出击,到11月27日,刘镇华才率其军队开始撤退。

  西安围城的八个月时间内,西安城内军民面临着粮食极度缺乏的境地,所有可以吃的动物、皮革制品、中药铺的药材都被吃光。饥寒交迫之下,城内每天都有大批居民死亡。据不完全统计,在围城的八个月内,城内死亡军民有5万多人。

  对于西安人民来说,这是一段的经历;对于刘镇华来说,这次兵败不仅部队损失惨重,更让他声名狼藉。

  红军长征中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一下两上,纵横5千里,辗转驻留16个月,战胜了强敌的追堵和的自然,克服了内部的倾向,实现了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奇迹,功勋彪炳史册,光照千秋。川西北根据地的藏、羌、回、汉各族人民,在中国的紧要关头,以无畏的奉献和,大力支援红军,积极开展反蒋抗日斗争的事业,曾被赞喻为中国史上特有的“牦牛”。

  本文所指的“雪山草地”位于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地处四川省西北部,青藏高原东南缘,是个以高原和高山为主的地区,西北部为川西北高原,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在0.8~4.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为零下36摄氏度。雪山即指红军翻越过的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昌德山、打古山、虹桥山、鹧鸪山、巴郎山、党岭山等;草地即指红原、若尔盖、阿坝大草原及甘孜草原。

  1935年,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进,占领岷江上游地区,创建新苏区,于同年4月23日陆续进入松潘、茂县东部,到1936年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北上,后卫部队于8月下旬最后撤离。三大主力红军先后在阿坝州和甘孜州境内驻留16个月,占长征历时两年的近三分之二。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创建了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和20万人口的苏区支撑10万红军战斗、的局面。当时粮食问题成为红军能否的主要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川西区地广人稀、物产不丰。据刊载在《川边季刊》1935年3月第1卷第1期上的《四川之边地与开发》一文,在分析“人口分布状况”时写道:“川西区辖茂县、理番、松潘、汶川、懋功、抚边、绥靖、崇化五县三屯属之,总人口为202450人”,该刊同年第4期《屯区鸟瞰》称“总人口计78038户,344249人”。川西区面积5.5万平方公里,农作物以产玉蜀黍著称,大小麦及黄豆次之。年产稻约1000石;马铃薯约5,000,000斤;玉蜀黍约90,000石;青稞约170,000石。牲畜:川西区有牛2,000 ,000头、羊520 ,000只、马骡驴150,000匹、猪100,000头、有名之西狗约有50,000条。以上并非精确统计,只是个估算,特别是农产品,估算当时年粮产不足1亿斤。

  当时阿坝州是一个封建农奴社会,由封建主(土司、头人)、牧主和上层三者联合。在上阶级享有无限的封建;在经济上他们凭借对土地和草场的支配及,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农牧民,农牧民生活极端贫困,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当地的粮食产量不高,品种也少。人均有粮在400~500斤之间。全区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之经济中,据推算全区总储粮仅在1000万斤左右。

  二是红军队伍庞大。红军在进入川西北时,红一方面军近2万人,红四方面军近10万人,在被围追堵截之中,缺衣少粮,军供不济,带入该地区的粮食军需品不多。红军人数占全地区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在红军集中的地区和主要行进线上,红军人数超过了当地居民人数。

  三是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产生了战略上的分歧。主要是与张国焘之间的北上与南下的分歧,这种意见分歧使红军举棋不定,要达到意见统一,需要时间来弥合,这就延长了在雪山草地的驻留时间,使粮食问题日益突出。从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全部进入川西北,到6月红一方面军进入该地,到同年9月带领1万余人先行北上,张国焘带领8万多人南下,11月其主力翻越夹金山去天、芦、名、雅,有10万红军在川西北留驻6个月,需耗粮2000万斤左右。此后有近2万红军在大小金川地区驻留9个月,需耗粮500~600万斤左右。1936年7月,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又途经川西北历时一个月,5万多红军(最少需100万斤)的粮食也是从阿坝州产粮区筹集的。据此,红军在川西北雪山草地按每人每天一斤粮食计算,总消耗的粮食在2500万斤至3000万斤左右。这相当军集中留驻的茂县、松潘(一部分)、理县、汶川、黑水、大小金川、丹巴、马尔康、壤塘、阿坝地区年产粮食的50%以上。

  因此,川西北地区地广人稀,物产不丰;红军人数庞大,驻留时间长达一年有余;民族关系,宣传影响,以及武装的,交通不便、气候恶劣等造成了筹粮困难,成为红军能否的首要问题。

  红军面临的粮食短缺不仅是总体的,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局部上和具体的个体上。1935年7月红六团在黑水马河坝一带几乎陷入,他们向总部发出的求粮急电称:“因为粮秣已绝,茹草饮雪,无法充饥,饿死冻死者触目皆是……完全取决于能否及时取得接济。”总司令立即紧急动员,筹集大批粮食,由一军团某部宣传科长舒同同志率领一排武装及几十名运输队员,将粮食送到了马河坝一带,接济红六团。红军战士为了实现北上的宏愿,他们着饥饿的。为了和,饱尝了的一切奇味怪食,利用了一切能充饥果腹的“佳品”,如飞禽走兽、皮张革履、死牛烂马、野果蔬菜、树皮草根等,甚至食用了“神仙土”和马粪中残留的粮粒。据老红军文炳清回忆:“我们在草地上行军70多天,一上都吃野菜。起初,每人每天还能吃四两肉松,或几两粮食。最末一个星期,肉松、干粮、盐巴都没有了,全靠吃野菜度日”。老红军张培荣也回忆说:“两军会合后,部队多,每人只筹集了极少的一点青稞面。几天后,全团断炊,饥饿像一群猛兽,疯狂地噬咬着每个战士的肠胃,我也饿得四肢乏力,头昏眼花。别看着辽阔的草地,能吃的东西早被先行的几万大军给弄光了,我命令将全团的马匹集中宰杀,马肉吃完,马鞍、凡是能煮食的东西,也全部送下肚肠。”

  红军的口粮几乎全部由草根、树皮、野菜所代替,一些老人回忆:“人们解出的大便都和马粪差不多了。因缺乏营养,得肿病的也相当多,严重时,有的出外执行任务,在边上一坐下便不能起来死去了,有的晚上睡时还好好的,第二天早晨便死在床上了。”

  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北地区后,愈向雪山草地迈进,人烟越稀少,离内地更远,粮秣供给更是困难。在这成功与失败、红军与死亡的关键时刻,摆在红军面前的头等任务,就是要为过草地筹集粮食。

  (一)红军筹粮的总体举措:根据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当时红军的是的根本和最大利益的特殊性。红军先后采取了以下措施:1、缴获战利品--粮食,红军攻占了近10座县城和官寨,缴获了部分粮食、军需品。2、通过苏维埃了土豪劣绅及土司、头人的部分粮食。3、向商人和农民买粮食(金川苏区的国家粮店初期每天能粮食数千斤),这是常用和通用的筹粮方式,也是红军民族工作的具体体现。4、收割地里成熟的青稞、小麦等,插上木版借条或欠条。5、运走藏匿在老百姓家的粮食,留下银圆或欠条。6、买牛羊和牲畜。7、动员老百姓将自己的粮食和食物支援给红军。

  为了筹粮,红军成立了一批筹粮组织。红军筹粮的组织措施有:1、成立专门的粮食委员会。根据记载,红军成立了芦花和毛儿盖两个筹粮委员会,为过草地开展筹粮活动。“黑水、芦花粮委担任筹集60万斤粮食的任务,计划在几个出产粮食的中心区域分头进行。”芦花粮委,红一方面军的贾拓夫和成仿吾同志率领一支筹粮工作队去瓦钵梁子筹粮。2、地方设有粮食部,专管筹粮工作,西北和省苏县、苏乡都有粮委,形成强大的筹粮工作网络。3、对粮食进行统一的保管(粮库)、运输和分配,实行定量供给,在金川初期每人每天定量为1斤2两,最后到1936年夏,每天一顿玉米面汤尚难。4、对粮食工作不力或有失误的进行处理,西北粮食部长郭纯德因工作失误被撤职,并送裁判部。这些组织在红军长征中对筹粮工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红军在黑水等地的筹粮活动。“红四方面军主力数万人长征过汶川历时三月之久,所需粮食一百余万斤”。“打粮、送粮是游击队的主要任务,红军过汶川所需粮食,绝大多数是游击队打的”。

  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近9万人次,先后三次途经黑水。红军在黑水境内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足迹遍及18个乡的山山寨寨。红军到达黑水后,广泛宣传真理,藏族。在瓦钵梁子一带建立了苏维埃区乡,给灾难的藏族指出了道。在此期间,红军在黑水芦花地区大力开展了筹粮、熬盐和其他活动,为过草地准备了必需的粮食、盐巴和其他御寒物资。同志和同志等都亲自下地同红军战士和藏胞一起割麦子;在工作百忙中也抢时间搓麦;以及贾拓夫、成仿吾等也都深入高山村寨开展群众工作,筹集粮食。

  谢兴华(1984年4月11日)三谈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有关情况时讲道:“我们在瓦钵梁子筹粮,是要用川板买,我们共买了二、三十万斤的粮食,是以包谷为主,还有一部分青稞麦子,买了粮食推成面,送到山下。赤不苏那一带河边上有七、八盘水磨推面,然后送到维古,都要给工钱,一天给半个大洋,运到维古以后交给三军团。”红军筹集的粮食,一般在几个寨子中心的地方设一个粮食仓库,集中贮存。毛儿盖粮委的筹粮工作有相当部分是在黑水完成的,据肖锋的《长征日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二辑等史料载述,驻毛儿盖的红军筹粮队曾分两到小黑水区域的扎窝、晴朗、麦扎、知木林一带开展筹粮活动,重点在扎窝。扎窝是黑水较富庶之区,有黑水“粮仓”之称,红军在这个寨子共征集陈粮10万斤,收割地里的新麦子、青稞9万余斤。

  红军到黑水后,军阀和当地头人、土司相,群众,颁布了一个《惩治条例》,不准同红军接触、为红军办事。红军所经各寨,看不到炊烟,听不到鸡犬之声,缺粮断炊日复一日地着红军的。为了避免饿死,只好向藏民家里找粮食和割地里已熟的青稞、麦子煮食。藏民家的粮食,红军用后,少的当即留款,多的写了借条,说明借用数量,待胜利后归还藏胞的粮食。藏民的粮食有的藏在地窖,有的藏于山洞,部队找粮相当困难。在杨成武的《忆长征》一文中讲:“一军团四团在芦花一带筹粮时,找到一家头人的牛栏下,发现新砌的一堵墙,墙上糊的稀泥还是湿的,拆开一看,里面几口大锅里盛着青稞麦,也有一坛坛玉米、黄豆、酥油。同志们把它叫做密窑,后来他们又发现了好几个。”

  在地里青稞成熟时,各部队便组织割麦队下地割青稞,手搓麦粒煮吃。据调查,红军在黑水各地筹、借粮中,纪律严明,所筹之粮,有的按当地粮价付给了银圆和布匹,有的没付钱但也都打了借条。2002年初在毛儿盖山寨一户牧民家发现了当年红军留下的一个木牌借据,借据写到:“红军在这块麦地里收割了青稞200斤,你们可凭此牌向任军和苏维埃兑取这些青稞的银子、茶叶。未兑取前请保存此牌子。前敌部。”(2002年5月21日的《四川日报》已报道了此事)

  据载,红军在黑水共筹集军用粮食710万斤,其中在境内驻扎整训时耗用约600万斤,带走约110万斤;借用宰食各类牲畜3万余头,折合肉约100余万斤;借用各类畜油1万多斤;还借用了一大批牲畜皮张、牛羊毛和野兽皮等。

  1935年7月,红军陆续到达毛儿盖地区。由于几个月的征战,部队已经十分疲劳,又缺乏粮食,因此中央决定在毛儿盖暂住体整,筹集粮食。毛儿盖是藏民聚居区,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加上出没无常地抢劫,社会财富贫乏。为了穿越草地,筹粮显得更加重要。全军上下便投入了紧张的筹粮工作,征收了地主、的粮食,部队以连、排为单位,深入到各村寨以及小黑水的一些地区去筹集粮食。这期间,去达盖方向的红军买到了九驮青稞,去西北方向的买来了几头牦牛,这就算是最大的两次收获。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所筹集到的粮食还很少,这时已到秋收季节,藏民们为支援红军北上,便收割庄稼。军民齐动手,把青稞搓揉出来,做成炒面。由于藏民们的支援,红军在毛儿盖筹集到了一些粮食、肉类,但仍然不能满足过草地的需要。指战员们每人只带着极少的、万分宝贵的粮食离开毛儿盖,踏上了荒芜人烟的茫茫草地。

  李湘涛在《星火燎原--筹粮过草地》中写到:“来到毛儿盖,没有吃的,就到山上去采蘑菇、挖野菜充饥。”“藏民成群结队地端着糌粑,前来慰问我们。连长吩咐司务长收下大娘的米粒,给了大娘三块白洋。”刘文章在《星火燎原--一袋干粮》中也提到:“部队到了毛儿盖,上级决定在这里筹粮,准备过草地,可是由于部队多,粮食少,每人只分了三、四斤麦子。大家都把它看成宝贝,缝个小布袋装起来,走带着它,睡觉枕着它。谁心里都明白,这不仅是三、四斤麦子,而是自己的生命啊!”

  (三)红军在马尔康、金川一带的筹粮活动。红军走出草地后,又奉张国焘之命南下,在马尔康、金川一带进行筹粮活动,提出:“打到成都吃大米。”再次翻越夹金山,南攻天、芦、名、雅一带。

  1935年是马尔康稀有的丰年,时令正值开镰收割季节,红军长征抵达马尔康,红一、四方面军北进、滞留和南下时均在马尔康各地筹集粮食,马尔康人民支援红军的粮食至少有100万斤以上。如在卓克基,百姓在异常的情况下地将粮食支援了红军。对此,当时任红三十一军九十师二七六团团长的张培荣回忆说:“我们团在卓克基每人筹集到四、五十斤青稞炒面。”红九军一个团在草登斯尼筹粮数月,仅脚木足乡孔龙一个村就筹集到7万多斤粮食。草登斯尼村74岁的女村民泽郎老人回忆说:“我一辈子没有见过那样多的人,早麻麻亮,他们就去各村找粮食,晚上就把找到的粮食集中到代基和斯尼两个村。”

  马尔康人民不仅了在本境内活动的数以万计红军的吃粮问题,而且将粮食源源运往金川等地。对此,成都军区顾问组组长余洪远同志深情地回忆说:“马尔康的百姓对红军的贡献很大,红军长征时我率领几千人到那里筹粮,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各地苏维埃组织协助红军的“筹粮队”(当时俗称“打粮队”,实际上是后勤部派出的人员),深入到村寨,把地主、埋藏的粮食从地窖里取出来,支援红军部队。对这部分查获的大粮食一律收缴;另外还在群众手中用买卖的方式,采购了一部分粮食。对群众卖出的粮食公平合理地作价,每斛(85市斤)给银圆四元、五元或给三两五至四两多,有的也付给相等的铜圆。

  1935年以前的二、三年中,懋功连年丰收,民间存粮较多,特别是一些封建地主及上层集团的人物,他们也“窑藏”了不少历年积存的粮食,逃走时这些藏粮是无法带走的。所以各地苏维埃能协助红军筹集到相当数量的粮食。

  根据当年新桥口苏维埃组织的余七爸(80岁,名字余培丰)回忆:“仅大坝口这样的一个小村子,筹到的粮食就在一万斤左右。当时全县的自然村落不下一百余个,比新桥大坝口富裕的村寨尚多。另外,红军在县上还接管了的仓库存粮。当时,在县城禹王宫有一存粮仓库,名称济仓,存粮在二十余万斤左右。”

  据《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大小金川根据地编写征集提纲》载:“征粮和筹粮是苏区最重要的工作,粮食实行了统一征收、运输、保管,实行了配给制,采取对和地主、对农民购买的办法筹粮。1936年春耕以后,粮食越来越短缺,以至断绝,军民吃榆树皮、酸酸草根、生梨疙瘩。人民群众仍然每天打野菜送给红军。这时红军组织队伍到边远牧区去买牦牛。”余洪远和的回忆录里都提到在桥和杜柯河一带赶回数千头牦牛。

  谢兴华回忆说:“1935年底,那时我兼任大金省委粮食委员长,正在四大坝带着人搞粮食,有个小土司答应给我们送5万斤粮食来,条件是我们拿钱买,这个人很守信用。他送来了5万斤苞谷、豌豆,还搞了一万多斤蔓青(甜萝卜)。我们在那里买了一百斤的样子。”

  总后勤部副部长熊贤约1984年4月17日回忆说:“第二次过草地前,三十一军没有吃的,就用梨子(金川那里)做干粮,那时侯梨子还小,不好吃;因为部队大、人多,那一带地方小,出产的东西也少。我们的部队过去过来两次,把那个地方什么东西都吃光了,部队没有吃的,拉藏民的牛和羊,只好有什么能吃的就拿什么了。要保存这一支队伍,那时候也就只得这样子啦。”

  刘忠在《回忆我的一生》中说:“一天,我向军团长汇报部队吃饭有问题。罗局长说:粮食是困难,现在刚到草地边沿,还能找到藏民的粮食,进入大草地就没有人烟了,红军的纪律是个问题。但为了保存中国这个种子,不能不这样做,将来中国胜利了,一定要来对藏民好好赔偿。”

  谢兴华(1984年4月24日)回忆说:“当时我们需要的粮食多,需要牛羊也多,那边地方小,没有那么多……那时候粮食那么困难,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

  在红军长征过境、留驻的16个月里,先后创建的“汉理茂赤区”及“大小金川根据地”其总辖域面积不足6万平方公里,人口仅有20余万,人均年有粮不足300公斤、有畜不到两头。在这种条件下,却承担着对10万主力红军的支援任务,藏、羌等人民面临着十分繁重而神圣光荣的时代,为红军筹集粮食2000~3000万斤(包括红军收割老百姓麦子,取走家里的粮食、牛羊,留下借条),大小牲畜20万头、熬制土盐5000余斤,还有大量的猪膘、干牛肉、油和蔬菜等。当时军民同吃草根、树皮,共同渡过了的岁月。

  雪山草地间的赤区各族人民节衣缩食支援红军,所承受的是巨大的,也是很有价值的,保存了中国的基本武装力量,很多人做出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红军北上后,苏区人民遭到了的报复。

  红军因粮食问题付出了巨大的,三次过草地、爬雪山和1936年夏季饥饿、疾病造成巨大减员,红军在雪山草地减员万人以上。

  在延安和全国解放以后,曾对此有过多次讲述,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时期藏、羌人民的斗争业绩,高度概括地比喻为“牦牛”。还曾一再表示说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我们是欠了番(藏羌)民债的,欠了债是要的。”

  1936年毛在保安对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见《红星中国》第159页和《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第308页)

  同志在1952年7月21日西南军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红军北上,在那里(川西北兄弟民族地区)是把他们(当地老百姓)搞苦了,这在当时是为保存红军,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粮食吃光了,他们吃了很大的亏,要在具体利益上向他们赔偿,真正要从经济上帮助他们得到利益。(见《血对说》,第31、32页)

  红军在雪山草地解决粮食问题是成功的,是一个奇迹,它保存了一支数万人的红色队伍。红军筹粮始终发挥地方和宣传工作的优势;红军和老区人民表现了互为鱼水的良好关系,很好地团结了少数民族群众,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表现了红军争取胜利的。同志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老区人民。”川西北各民族当年为红军作出过巨大的和贡献。

  一向志大才疏的“川西决战”总指挥官胡南,终于力拙才尽。12月23日,他在四面楚歌中,爬上了早已准备好的飞机逃往海南岛。

  李文翻了翻白眼,看了看解放军代表,又看了看坐在那里狠狠吸烟的副司令,然后像坐不住似地站起来,低着头来回着。他的副司令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甩掉不服气地说:“我军部队完整,粮弹还充足,并没有达到不能作战的地步!”

  重庆及川东、川南广大地区解放后,蒋介石急令由秦岭山区撤至汉中、武都及川北地区的胡南集团加速南撤,在成都地区顽抗或向康、滇方向退逃;并令由川东撤退之孙元良第16兵团及宋希濂、罗广文等残部,扼守岷江、沱江之线,迟滞解放军西进,掩护胡南集团南撤。

  此时胡南集团撤往康、滇的道有二:一是经新津、乐山再南下;一是经雅安至西昌。鉴于此,、于12月6日命令第3、第5兵团急速前进,会同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围歼胡南集团。

  第3、第5兵团稍事休整后,于11日开始,由南溪、自贡、内江、遂宁等地向成都周围地区疾进。15日,第48、第47师已迫近岷江东岸之板桥溪、牛华溪。48师攻占板桥溪,歼敌一部后,由竹园首先大胆强渡岷江,并以一部兵力迂回乐山,主力向夹江县前进。47师攻占岷江东岸之任家坝、大石桥,歼敌1个团,完全控制了渡口。16日黄昏,47师在48师协同下强渡岷江,攻占乐山,并乘胜攻占峨眉县城。48师于绵竹歼敌一部后,乘胜抢占夹江,继而向洪雅县城前进,17日,攻占洪雅。19日,该团在沙坪一股敌人。原来,这是宋希濂的部队。

  “快出来!缴枪不杀!”战士们大声喊叫,从神爬出来几个敌军,最后一个爬出来的是个光着头穿着灰色大衣的胖子,花白的头发,浑身直发抖,衣袋上插着两支钢笔,手上戴着金戒指,还有一只金壳表。

  宋希濂刚被俘时,解放军并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宋希濂,他的部下也没有他的身份。审问他时,他说:“我叫周伯瑞,司令部军需。”

  在第二天被押往解放区的途中,宋希濂和几个策划逃跑未遂。上碰到了一位解放军干部。这位解放军干部,原在宋的司令部干过,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曾差点被宋希濂。真是冤家窄。宋希濂再不好掩藏自己的真实姓名,向押他的解放军承认:“我就是宋希濂。”

  后来,这位的战将,经过的,弃恶从善,转变立场,中国和,了新的人生道。他在回忆那段凄风苦雨的日子时,深有感触地说:“1949年对于我来说是最不幸的一年……不,应该说1949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运的一年……我跟随蒋介石,干了20多年反人民的活动,而自己并无认识……经过党对我的宽容和教育,使我认清了和真理,使我懂得了蒋集团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样,才使我没有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坟墓里去。”

  与此同时,14日,第10军进至岷江东岸地区,经两日激战,歼灭在沿岸设防阻击的胡南一部,并乘胜渡江,前进,相继解放眉山、丹棱、蒲江,逼近成都外围。

  此时,刘、邓急电第12军:部队不得停留,火速前进,截断敌军想取道雅安向康、滇退却的道,协同友邻各军在成都盆地将胡南集团一网打尽。

  果然,敌人开始行动了,胡南先头部队已抵达新津地区。为了争取主动,12军火速向邛崃方向前进。邛崃是成都战役的关键,因为新津、蒲江一带全是敌人。如果敌人先我占据邛崃,可打开退守西昌与云南的道。

  12军36师在12月19日下午赶到邛崃一带阻击敌人。同时第34师北进,协同36师实施钳形突击。19日下午,36师在邛崃发起阻击战斗,随即攻占了邛崃。

  至此,胡南撤逃康、滇的退已经被完全截断了。成都地区东、南、西三面被团团包围,剩下的只有北面了。而在这个方向上,贺龙的第18兵团正等着他。人民解放军于11月中旬突破军川湘鄂和黔东防线后,防守秦岭地区的胡南集团即按蒋介石命令开始南撒。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等部依据,以既不过紧逼近敌人,以免其加速向滇、康收缩,也不与之距离过远,以免其有充裕时间道桥梁的方针,缓缓地尾随敌人前进。

  蒋介石父子在11月30日清晨乘“中美”号专机逃离山城,于当日上午飞抵成都。下午,蒋介石便在黄埔军校的黄埔楼内召见了张群、熊克武、王陵基、刘文辉等人,研究布置川西会战。

  在重庆已经失守、成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蒋介石明白,川西会战其实是。他并非要在成都大打一场,而是要把从川北退下来的胡南部主力撤往西昌,西昌。假如西昌不保,再向西退至滇缅边境地区。对向西昌撤退和川西作战,蒋介石准备采取下面三个步骤:第一,对自己的嫡系部队--胡南部,让其全部撤往西昌,以保存实力,同长期周旋。第二,对于目前尚驻守在川西平原的非嫡系部队以及一些从川东败下降来的部队,则利用其与解放军纠缠,以掩护胡南的部队在川康边界从容部署。第三,在胡南主力部队西撤之前,彻底解决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的。这是一个秘密的、一举多得的计划。为了稳定第二方面的力量,不使第三方面对作战部署产生疑问,关键就在于做好“川西决战”这篇表面文章。

  12月2日上午,蒋介石召见了从川东溃败下来的第20兵团司令官陈克非。陈克非是宋希濂的部下,防守川东防线。11月初解放军第3兵团发起攻势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先是钟彬的第14兵团被歼,钟彬本人被俘;继之是第20兵团被击溃,陈克非率残部败走成都;最后是宋希濂落荒而逃。自从逃到成都后,陈克非日日,唯恐蒋介石将其作为川东失败的,心里直打鼓。

  “宋希濂前日在江口来电,说第9师在黄草坝附近打得很好,这是黄埔团的。如果所有部队都像第9师这样打,有何的呢?今后,要特别注意对这支部队补充,要选派一个比较负责的官长,对部队进行整训,准备参加川西会战,成都……”

  陈克非一看老蒋不是追究责任,而是温言勉慰,才将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便打起顺着蒋介石的话头说:

  “第9师这次在黄草坝同作战达3昼夜,颇有收获,但是伤亡也不小。当时因为距离远,伤员运送困难,再加上突破,形势十分危急,故而部队失散太多。校长如果允许,学生亲自前往川东方向,寻找失散部队,重振军威!”

  接着,蒋介石侧过身去对俞济时说:“俞局长,你同顾总长讲,凡宋希濂所辖部队,统归陈司令官指挥,并由其调整,准备在成都周围同决战。”

  面对蒋介石委以的“重任”,陈克非激动得一跃而起,啪地一个立正道:“决不校长重托,誓与决战到底!”

  接着,蒋介石胡南的主力--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你这个部队过去打得很好,官兵都很勇敢,这种要保持下去。现在敌人很,其实没有什么,完全是我们高级将领不争气,腐化。古人早就说过,强兵在将。我们当一个将领,应该有不成功,便成仁,小我,完成大我的。你要训导部下,让他们知道,目前我们并不计较一线一地的得失,而是保存实力,重建复国。下一步行动,你们要向西昌集中。西昌是我们最后的复兴,这个地方很重要。你到了那里,要据险坚守,把当地组织起来,持久作战,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49年12月13日之后的几天,成都是群龙无首,一片混乱,犹如汤浇蚁穴。当时在成都地区的军总兵力为32万余人,其中胡南集团15万人,其他军约17万人。胡南为集中全力向康、滇方向突围和防止解放军对其部队割裂,一面以其主力第5兵团守新津,第18兵团位于新津、成都之间,构筑工事,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一面将成都以北地区之第7兵团撤至德阳、三台地区,并将第16兵团置于广汉,把第15、20两兵团布置于彭县地区,向主力靠拢。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以第12军位于邛崃、大邑,第10军位于彭山,第11军位于简阳以西,第16军位于名山、丹棱,第18军集结眉山地区,将胡南部死死地困在了川西平原。

  12月22日,胡南为其即将的厄运,在新津紧急召开军长会议。会上,色厉内荏的胡南强打,提出了“”成都的三个方案:

  第二案:以现有兵力,攻守兼备,确保成都;划分兵团战斗地区,控制强大预备队,构筑强固工事阵地,解放军攻城。

  第三案:为了便于尔后能继续作战,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决心一部分以救全大局为着眼。即以两个兵团(罗广文部第15兵团,陈克非部第20兵团)向解放军后方(重庆)乘虚挺进,以吸引我主力回头,而使主力向西康背进以确保安全。

  也就在同一天,远在重庆的、,向位于眉山、邛崃、大邑一线的第3、5兵团发出进攻成都的命令。

  在、部署围歼胡南之时,一向志大才疏的“川西决战”总指挥官胡南,终于力拙才尽。12月23日,他在四面楚歌中,爬上了早已准备好的飞机逃往海南岛。

  胡南一溜,处在四面包围中的军更加混乱了。解放军乘机紧缩包围圈,进行军事,并继续开展攻势。前方各部队分别向军指挥官发出忠告、,劝告他们迅速回头,不要错过时机。在前沿直接作战的二野各部队,利用各种方式,向军、战场喊话、送信、散发。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走投无的军纷纷起义。二野各部队迅速占领指定后,一面构筑工事,积极阻击逃窜之敌;一面开展攻势,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12月21日,被围的川鄂边区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及16兵团副司令官曾元在金堂地区首先宣布起义,这是四川境内被包围部队的开始;24日,敌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第20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率残部在郫县、安德起义;25日,第7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率部在德阳起义;27日,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也派出代表,到简阳与解放军商谈投降事宜。这些将领的起义,使龟缩在成都地区的军队一片混乱,大有之势。

  但是,接替胡南指挥的军第5兵团司令李文仍,挣扎。为使自己摆脱不利地位,李文急忙改变胡南既定的计划,决定率其所辖7个军分两突围。一由第27、36、90、57军组成,从成都向重庆;另一由第1、第3、第69军组成,从新津沿邛崃向西逃窜,目的地是雅安。

  12月25日,负隅顽抗的军第5兵团司令李文率部向西突围,被3兵团第12军阻击在邛崃一带。

  12月24日晚,12军副军长肖永银、部主任李开湘,正在召开会议,研究敌情,突然接到侦察科长的报告:“黄昏时,军由新津出动,方向向西,现已过了羊场西大河,距我军第35师警戒线仅10里。”

  一小时后,在电话中向肖永银报告:“据已得到的情报,敌人为李文的第5兵团,现已确证的有5个军,第3、27、36、65和90军。在我方警戒阵地前方,大股的敌人正向西运动。”

  肖永银当即命令35师:“敌人要西逃,你师必须于拂晓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决不让李文西窜一步。”

  12月25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李文兵团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开始向12军35师阵地。这天,敌人像潮水一般,一次又一次地向35师阵地猛冲达20余次。该师正面部分阵地几度失守,战斗呈白热化,但英勇的解放军战士终于用手榴弹、刺刀、铁锹把敌人打退。敌人伤亡很大,死尸在35师前沿阵地前堆满了。35师伤亡也不小。

  次日拂晓,敌人以团为单位,在炮火掩护下,向我12军阵地全线发动,孤注一掷,打开缺口,夺逃命。战斗中,处在前沿突出部的我35师阵地受敌最猛,连续被敌了10余次,双方反复争夺阵地,最终敌军被击退。至上午12时,敌人再次纠集兵力,在更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用“羊群”战术再度向l2军防线涌来,突破了35师阵地,直打到邛崃东门外。在紧要关头,肖永银果断地率军预备队两个团实施反击,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反扑过去,了敌人的进攻,夺回了阵地。

  12月27日天亮后,向12军36师108团猛攻了一整夜的敌人,突然停止了。此时,在前沿指挥所指挥作战的副团长武效贤正纳闷之际,有两个敌人举着手向阵地走来。武副团长命令部队停止射击,并让战士将来人带进指挥所。

  来者为李文第5兵团第1军参谋长乔治和副官。他们求见解放军部队司令员,说有要事商谈。乔治说:“兄弟受李司令官之命,奉告贵军司令,我李司令官为了顾全大局,愿意起义。”

  乍闻这一消息,肖永银在电话中武效贤说:“敌人现在突然提出起义是有的。一定要提高,防备敌人,我马上派人来。”

  针对李文可能的诈降,邢荣杰说:“现在我们还可以原谅你们,你们如果还想做个中国人,就应该老老实实地立即放下武器,听我军指挥,把部队撤出战场,我们宽待你们。”

  乔治说这事关系重大,他不能做主,要求解放军派代表去直接和他们李司令官面谈。经请示军后,36师决定派副团长武效贤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李文司令部谈判。

  武效贤挑选了三名精明强干的战士,连同通信员、警卫员共5人,每人一长一短两支枪,信心百倍,抖擞地随着敌军参谋长向敌巢走去。

  在号称军队中“天下第一军”的指挥所里,武效贤见到了胡南的第5兵团司令李文。李文十分尴尬地说道:“欢迎,欢迎!”

  沉默了一会儿的李文说:“我部决定起义,这完全出于诚意,是本着顾全大局、避免双方遭受伤亡的提出来,希望贵军能了解我们的诚意。”

  武效贤说:“假如你们真是这样,我们常欢迎的。你们言行太不一致,直到现在你们的90军还在向我军进攻。”

  武副团长接着说:“假如你们是诚意地为了顾全大局,就应该答复我们的意见,立即放下武器。我们宽待你们,对你和你的部下都是有好处的。”

  大概这句话刺伤了军主力兵团这两位曾经十分狂妄的指挥官的自尊心。李文翻了翻白眼,看了看解放军代表,又看了看坐在那里狠狠吸烟的副司令,然后像坐不住似地站起来,低着头来回着。他的副司令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甩掉不服气地说:“我军部队完整,粮弹还充足,并没有达到不能作战的地步!”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还可以打下去!那好吧,打下去,还是放下武器,由你们自己选择好了!不过,我得提醒你,副司令先生,你们的处境,你们自己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打下去会给你们带来什么结果?这一点你们也是知道的。”

  武效贤恩威并施,进一步向对方加大心理压力。军正、副司令都不开口了,屋子里的气氛突然沉寂下来,只有一阵紧一阵的枪炮声不断地从窗口传进来,声音比以前更迫近了。

  一看敌人要耍,武效贤便不冷不热地说:“我军部队众多,我不能做主,不过这主要靠你们自己决定。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们提出的方案,我可以马告刘邓,转告我军部队。你们如果要拖,那就只好听便。”

  一会儿,李文又对武效贤说:“为了慎重起见,兄弟再派我的兵团副参谋长陈明兄,随先生一道,去贵军与将军作进一步面谈,先生你看如何?”

  下午4点钟,李文派他的参谋长陈明前来与肖永银谈判。陈明说:“我们李司令官顾全大局,决定起义。”

  接着肖永银又说:“你们怎么不在成都起义而要跑到这里来起义呢?可惜迟了一点,现在只有一条,那就是放下武器,最后给人民做一点好事,我们按照俘虏宽待你们,否则就把你们当做战犯办理啦!”

  肖永银果断地说:“好吧,你在电话中告诉他,今晚最好在我们这里住下,看我们怎样消灭你们的90军。”

  当晚,第12军副军长肖永银调整部署,以各师2/3的力量向敌进攻,并命令尤太忠率34师集中力量消灭90军,一定要活捉90军军长黄仁,李文放下武器。经一夜战斗,解放军消灭了第90军,俘敌2万以上,并活捉了军长黄仁。

  陈明一见黄仁便面如土色,低头不语。肖永银严肃地对陈明说:“请你马上回去同你们李司令官商量,打与降由你们选择,我们欢迎你们放下武器,希望你们再不要作无谓的抵抗。”

  接着,第12军副军长命令各师逼近敌人,尤其要尽量迫近李文兵团部,用军事压力和来李文放下武器。

  为何仅对中国进行情报收集是不够的 美军最高情报官员说,美国单是对中国收集情报,这是不够的。需加紧培养深入了解中国战略和目标的情报分析师。

  参谋长联席会议情报主任、海军上将保罗·贝克尔,上周在举行的首届情报与峰会上表示,关于中国,美国存在“数据过剩,但信息不足”的问题。在对中国的了解方面,他认为美国情报机构表现平平。没多少分析师真正了解中国,无论是宏观战略层面,还是具体方面。缺少对()战略目标和盘算的更多了解,相关的硬情报就没什么用处。贝克尔3月份就曾表示,增加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也是避免冲突的关键,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大战略、思维、意图及其周边的地理。

  美中关系的许多紧张点与情报收集有关,比如美方中方搞大规模网络间谍、围绕抵近侦察的性争论。这些争论了一个更深层问题——美国知道如何使用收集到的情报吗?

  了解中国战略的问题不止于情报界,还存在于美国一般外交政策领域。奥巴马常称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人员构成并非总是反映出这点。奥巴马2009年上任时,两名最高亚太事务顾问深谙中国问题。杰弗里·贝德曾担任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关注重点是中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同样对中国具有强烈兴趣。

  但2011年两人卸任后,中国政策基本给顾问汤姆·多尼伦和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前者无特别的中国背景或教育。后者虽是的亚太事务专家,但关注重点是日本。中国人认为坎贝尔亲日,对过于强硬和对抗。有人认为,问题在于坎贝尔的专业背景是美苏关系,这令其通过敌对、冷战色彩的透镜看美中关系。

  奥巴马推出“转向亚洲”政策时,正是失去贝德和斯坦伯格这两名重量级中国专家之际。由此导致缺少对华的专业了解,造成情报界缺少宏观战略性把握。情报分析界摸不清中国战略目标的问题,影响到更高层决策。正如贝克尔所言,缺乏了解会助长,混淆反应与回应。结果是,低估了对“转向亚洲”的反应。

  紧张局势继续,中国无意对美国退让 本月早些时候,美总统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访华,但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赖斯此行表明当前中美关系充满紧张。在奥巴马11月访华前,美应认真对华政策。

  面对日益崛起和愈加强硬的中国,许多美国人士称,为中国不再挑战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美须表现出更坚定的决心。但在学者休·怀特看来,这些很,因为中国正切实挑战美国在亚洲的独大地位,且无意退让。奥巴马的人称,其软弱表现无异于令中国胆子更大。怀特则认为,为惩罚挑衅而发出更强烈,只能加大中美冲突的风险。

  这或许解释了目前影响美国对华交往的障碍。近几个月来,一直试图加大对华威慑力度,方式是措辞更强硬、对亚洲盟友承诺更明确,并加强地区军事存在。例如,奥巴马重申美对日菲的防卫义务,派军入驻等。但就在其发出后,中国在中越争议海域部署大型石油钻井平台且持续作业数月之久……

  一些美国人觉得,并未足够强硬地逼退。但怀特认为,逼退绝非取胜配方,“(好像)奥巴马宣布决心保持亚洲实力时,中国就应彬彬有礼地退让。但这种方式没奏效。反而遭到更强硬的反推。”中国已把美国视为导致该地区紧张加剧的。当亚洲小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与中国对立时,中国学者表示,“它们并不是单独面对中国,美国在它们背后。”

  两种解决之道或可避免美中关系崩盘。一是美国交出在亚洲的独大地位,与中国分享。可问题是,许多亚洲国家会接受中国主导的亚洲,即便支持中国的美亦不赞同。另一途径是中国通过促进转型。然而,虽然有些学者相信中国显然正在进行变革,但大多数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它在相当长时期内将保持现有体系。若无上述两种“游戏改变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美中将疲于应付与日俱增的紧张事态和潜在军事冲突。

  在无意退却的当今世界,美国展现决心之举有可能继续导致中国更强有力的反击。若采取基于臆断会迅速退却的外交政策,将铸成大错。

  2005年,在日本、巴西、与印度四国主导下,联合国汇总了一份旨在“增常”的安理会决议案,不过这个决议案没能获得多数支持,最终失败。据韩国文化日报23日报道,日本准备明年秋天在联大抛出新提案,将现在的安理会“五常”变成“十一常”,增加日本、印度、、巴西等国。

  共同社称,在日本“入常”问题上,安倍谋划已久。此前他对拉美、南亚等多个地区进行访问,比如今年7月25日到8月4日的11天里,安倍连续访问拉美五国,主要目的就是为日本“入常”拉票。不仅如此,日本已着手确保在联合国的发言权。今年5月,安倍在与来访的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会谈时表示将提供最多6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38亿元)的经济援助。9月6日,哈西娜在达卡与安倍会谈时表示孟加拉国将退出2015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竞争。日本相关人士表示,起了作用,“值得大书特书”。

  日本国内支持“入常”声音不少。日本《世界日报》网站刊登,为“中国”和俄罗斯这个“问题国家”占据了安理会五常的两席感到忿忿不平,文章说,在亚洲,南海等地区问题正在深化,当事者中国作为唯一常任理事国“独占了权限”,这样能发挥安理会应有的作用吗?大阪大学副校长星野俊在《产经新闻》撰文称,联合国创立即将70年,安倍外交因为促进安理会而有了劲头。日本不仅获得了孟加拉国的支持,还与印度总理莫迪达成了合作协议,要在推动安理会中取得具体。星野认为,在“由战胜国及拥核国”构成的常任理事国中,“如果加上日本则象征着安理会发生了质变”。

  东京新闻对“入常”形势则没那么乐观。文章称,日本把联合国创立70周年作为安理会的“决胜之年”,但明年也是中国宣传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日本推动联合国的目标“有历史问题逆风”的风险。报道称,中国对安倍尽力推动安理会绷紧了神经,必将加强国际宣传,称日本没有过去的侵略。

  将于今年11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声誉正处于高点。在这一时刻,中国应该寻求让邻国们感到,确保其仍和平崛起。

  近年来,亚洲国家之间的摩擦逐渐增多。中日关系极度恶化。日韩关系因为历史问题争议而遭受挫折。朝韩之间的敌对关系依然是和平的。在亚洲多国,民族主义领导人,他们推行的政策体现了爱国自豪感,但对别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却不够宽容,在存在争议的问题上缺乏灵活度。

  这种要求大国,尤其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主办国——中国要表现出家的风度。中国自身发展处在一个关键转折点。一方面,连续几十年的惊人经济增长、外汇储备不断累积至4万亿美元、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经济融合、强大军事力量的发展以及与邻国保持多年的和平,这些都使得中国成为地区强国,乃至世界强国。许多中国人感到,随着力量的增强,中国的声音应该回响界舞台。

  但中国崛起的国际并不单纯。三十多年前将中国推上经济和军事现代化道的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将会让邻国感到不安。因此,随着其经济项目的推进,他开始极力改善中国同邻国的关系,并奉行韬光养晦的战略。

  美国在成为全球强国和地区性力量的过程中也曾面临类似的两难境地。美国战略学家谈论了一个世纪的“门罗主义”,努力西半球其他强国展示其影响力。尽管这在美国人看来很自然,但美国的南部邻国并不这样认为。“门罗主义”现在已经被丢弃到历史教科书中,中部美洲和南部美洲的一些国家总是采取与美国利益不相符合的立场。这便是现代世界本应有的样子,无论这对于美国人来说有多么不舒服。

  一些中国分析人士却愚蠢地表达对于“门罗主义”的钦佩之情,并将其视作中国需要学习的典范。我不认为,中国寻求那些重要而又骄傲的邻国,坦诚地说,这也不可能实现。但许多亚洲国家却十分担忧中国的崛起及其经济力量是否预示着中国将这么做。应该展现出的智慧,像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做过的那样,解除这些担忧之情。

  借助奥巴马总统的访问,中国和美国应该建立一种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相互合作的关系,如朝鲜和伊朗核问题、打击“伊斯兰国”问题、阿富汗局势稳定、气候变化和、能源开发和安全等。亚太国家希望中美关系积极、稳定。两国领导人要鲁莽行事,抵制住本国国内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呼声,不要只做中国邻国希望的事情,而且还要做两国需要做的事情。

  印度连日来炒作“中印对峙”事件。新德里23日报道称,为应对该事件,新上任的印度陆军总长苏哈格推迟了原定23日对不丹的访问。报道称,印度已调兵2000人到实控线附近的楚马地区,约800名中人进入实控线印方一侧3公里处驻扎。此外,印度军队还了解放军正在建设中的一段公。印度时报23日称,中印军队在零度以下高海拔地区的对峙已经持续12天。解放军毫无退兵迹象,印方不得不在一个地点进行“战术撤退”。

  在回应“800名中人进入中印边境实控线印方一侧3公里处驻扎”时,中国发言人华春莹23日表示,中方和印方都有共同的意愿和诚意,通过现有的一系列涉边机制及时进行沟通和有效管控。据我了解,有关事态已经得到及时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是和平的。

  答: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中方和印方都有共同的意愿和诚意,通过现有的一系列涉边机制及时进行沟通和有效管控。据我了解,有关事态已经得到及时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是和平的。

  问:据报道,原定本周在印度举行的“中印对话”被取消。这是否会影响习访问印度及中印关系发展?

  答:我不知道你这样的评论和担心来自何处。看问题应从宏观着眼,不能一叶障目。我们已介绍了习对印度进行成功国事访问的有关情况,你再仔细查阅一下王毅部长在习结束访问之际向记者介绍的此访意义和取得的。习访印期间,双方发表了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其中详细列出了双方今后要在各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的内容。我们对中印关系进一步向更高水平和更深程度发展抱有诚意,也抱有坚定信心。

  “中印对话”是两国间的交流活动,此次推迟原因请向主办单位了解。我想强调的是,两国加强交流与合作,对于增进彼此了解和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有重要意义。

  问:前不久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日本时,中方有评论认为,印度应该和中国发展关系,而不是和日本。中方是否认为印日发展关系会影响中印关系的发展?

  答: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互利关系,我们乐见其他国家本着同样的原则发展彼此关系。中国人没有那麽脆弱,也没有那麽小气。隻要有关国家之间发展关系有利于地区和平与发展,我们都持欢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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