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问题”与“代沟”:青年研究的理论基础

文学网时间:2018-10-11 20:37:59

  时至今日,主义的青年研究远多于理论性的青年研究。这种现状并不意味着青年研究可以远离学科基础理论。没有年龄在社会学中的理论出场,作为指号的“青年”概念就难以明确其所指对象,诸如第N代青年的说法也将失去依据;而否认代沟在推动社会变迁和文化创新中的作用,身处父权社会中的青年的重要性也将大打折扣。曼海姆和米德等人的研究共同构成了青年研究的理论支撑,它们既是对人们质疑“青年”是否重要以及能否成为合适的研究对象的一种回应,也是立志于深耕青年研究的学人们需要了解的基础性知识。

  回顾过去,代问题的出现伴随着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也与儿童和青年作为的群体的被发现交织在一起。在现代社会,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作为社会问题,青年群体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然而,青年作为一个以年龄为基础的群体分类,如何能够指称虽然处于同一年龄阶段却迥然有异的亚群体呢?毕竟,诸如青年农民工和青年大学生这样的群体,他们所具有的非同一性显然大于其同一性。要准确理解这一问题,有必要回溯构成青年问题理论基础的代问题和代沟现象。

  人是什么,这是一个愈久弥新的问题,也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人是社会历史性的存在。人是历史性的存在,这不仅意味着人具有历史性,于历史之中,它也意味着人不可能超越历史而存在。从文化上来看,人类也许是的;但就个体而言,人类的寿命却是有限的。尽管如此,虽然无数个个体不断老去,但人类仍然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然而却不是以永远同样的形态存在。人类社会的这种矛盾和多样性构成了从代际变迁的视角去研究人类社会的理由。

  虽然人们早就认识到社会变迁通过代际变迁的形式发生,但直到20世纪初期,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非常有限。曼海姆在社会学家关于“代问题”的研究现状时指出,已有的社会科学各专门学科习惯从某一角度来分析代问题,却从没有人注意到代问题的连续性,从而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为此,曼海姆从主义和历史主义两个维度对代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

  由于人类个体寿命的有限性,人类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以何种形式、在何种程度上在不同年代出生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便自然地成为那些想要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人所不可避免的研究对象。在工业了现代社会的曙光以后,以孔德为代表的主义者认为30年的代际距离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曼海姆看来,“他们都想基于人的有限寿命和代际更替的生物学,来找到反映历史发展节奏的一般规律”[1]。

  确实,作为代问题的生物学属性仍然是代问题的基础因素。人作为高等动物,首先是生命意义上的动物群体,是属于整个自然界和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人类所具有的普遍性。在的特殊性领域,人类才具有不同于其他动植物乃至智能机器人的独特特征,即人具有依据自己的时间维度而展开的社会历史领域。这一时间维度不但包括客观意义上的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也包括主观领域的时间感,即现象学意义上的个体内在的时间意识。在客观的物理时间维度上,代问题以人类整体作为一个有机体,以类似于新陈代谢的方式自然地延续下去。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先于该时间段出生的某一个时间跨度内的人相继去世,社会的主要部分由晚于那一特定时间段出生的人组成,这一现象使得社会更替以代际更替的方式展开。

  然而,由于主义者们试图从代问题中寻找人类存在的终极性因素的动机,他们把“代”这一生物学因素看作社会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之一。由于主义者总是根据人的生物属性来看待代问题,他们把生物界中动物根据机体条件所展开的简单地搬运到人类社会中,实际上奉行了一种社会主义。因此,年长的一代(父代)总是以保守力量的形象出现,此时,影响人类进步的因素就取决于代际更替的节奏。如果社会总体上是按照这种历时性的线索前进,严格来说就只存在人类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代际更替问题。由于持一种占主导地位观点的一代人的逝去,文化上的冲突和差异便只能以历史学的形态出现,所谓的代沟问题实际上只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的差异。

  另一方面,历史主义者根据其保守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出代问题恰恰否证了直线式的历史进步观念,代问题因此被视为内在时间的存在问题”[2]。从时间维度来看,纯粹的内时间并不能作为代问题的依据,然而历史主义把“代”视为进化历史中一个阶段性单位的做法,却弥补了强调代问题的生物属性的主义的缺陷。由于内时间观念把不同代的人置于某一相同的时间中,从而发现了同时代人的非同时代性这一现象。

  历史主义否认在生命和因素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互动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正如福柯认为人的发现是现时代的产物一样,生物学中的代现象必须通过社会历史因素来考察。代问题的生物学属性是一回事,代问题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是另一回事,实际上,代问题的社会历史属性往往了代问题的特征和面貌。与此相类似,代沟的实际存在是一回事,但代沟的具体内容却又是另一回事,在不同的文化和下,代沟往往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代人对代沟也会持不同的态度。由于代问题的实质在于探究不同代之间文化系统的差异,代问题的社会属性在重要性程度上就大于生物学属性,代沟的问题也因此才会是不同代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性问题,而不是机体差异性问题。

  确认了代问题的生物学和社会学基础,这只是问题的第一步。为了进一步弄清楚代问题的基本结构,曼海姆把目光转向了组成代单位的具体个体及其相互关系。为此,他首先区分了作为纯粹的聚合性事实的代与实存社会群体。“代的统一性主要并不在于那种能形成实存群体的社会结合……群体的形成是基于对同一代的归属意识之上,而不是基于某个确定目标”[3]。一方面,由于无须每个之间的相互了解,代并不是类似于家庭、部落等的实存群体;另一方面,由于同属于一代人的不同并没有特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目标,所以代也不同于企业等社会组织。代的特征在结构上类似于个体在社会中的阶级,即“特定的个体在特定社会的经济和结构同的‘’”[4]。

  在马克思看来,阶级作为人类历史进步的推动因素,始终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有着密切关系。因而,个体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属性便具有客观性质,个体的经济地位和地位都紧密关联于个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所处的地位和形势。就这一客观的阶级而言,个体无须意识到他自己是否处于该。换句话说,阶级并不以个体的阶级意识为前提。因此,作为结构上类似于阶级的代,可以被看作是某一历史时期内在社会的经济体系中处于相同的所有个体的总和。

  尽管代被表述为在社会整体中相近的所有个体,然而个体在社会中的却因其家庭所处的经济地位而大不相同。由于个体从时间上来说处于生物时间、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三个维度内,后两个维度在重要性上又远远大于生物时间,因而具有相同的代个体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会表现为不同的现实代和代单位。“经历同一具体历史问题的青年可以被视为处于同一现实代;而同一现实代中的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共同的经验,因此构成了不同的代单位”[5]。

  代的现象虽然从形式方面指明了代的社会学特征,但代的社会并不指涉一个实存的社会群体,它只表明了具有相似的个体会组成实际群体的潜在可能性。代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只有相近的同一代的个体以群体的形式实际出现在社会舞台上时,代现象才具有实际的研究价值。以当前中国青年来说,虽然整体上中国青年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历史时期内,但社会转型期的青年是以大学生、青年农民工群体等具体的现实代和代单位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理论上,个体组成群体这一行为具有浓厚的目的色彩,因而处在该群体中的个体实际上了同一历史和文化的感染,他们经历了共同的历史事件,并主动利用其共同的经验来参与社会生活。

  就实际以代单位形式参与社会生活的现实代而言,不同群体以不同方式利用共同经验来思考和行动,意味着在该代单位中发生了实际上可以称之为社会整合的事情。只有具有相同社会的不同个体主动地去分享其代中的文化观念,代单位才会以一个自觉整体的形象参与到群体生活中去。因而,在承认代现象的生物学基础的同时,必须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进一步区分代、现实代和代单位等概念,否则会“将纯粹生物性现象与由社会文化力量导致的现象混淆起来”[6]。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不同代的不同个体的社会、认知模式等因素在同一历史时期内相遇,代际冲突就发生在这种实际的具体面对面的生活中。

  曼海姆对代问题的具体研究不仅表明了年龄能够作为研究的具体对象,同时也意味着从社会学角度探究代现象的重要性。就代的社会属性来说,由于它不具有其生物学属性那样的同一性,因而它表现为某些更为具体的基本事实。然而,代问题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研究必须围绕这些更为具体的基本事实展开。如前所述,由于社会变迁以代际变迁的形式发生,研究代问题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对代问题的研究必须着眼于不同代单位之间的同一性。另外,即使是研究具体的基本事实,由于不同群体以不同方式利用共同经验来思考和行动,也意味着从整体上来研究代际群体是可行的。

  象征着个体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的代意味着如下事实:同一年龄阶段的人并不能构成完全同质性的群体。正因为如此,布尔迪厄才认为青年一词所包含的歧义性,了并不存在着同质性的青年群体这一社会事实。据此原因,布尔迪厄认为“青年只是一个词”,在他看来,青年这个词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人们用它来掩饰诸如阶级、阶层等分歧,塑造了同质性的青年群体这一。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由于代决定了每个个体的阶级阶层属性,个体的社会并非由个体的意识来决定,而现实个体的行为模式和认知方式最终是由个体的社会来确定,并由此得到加强而成为传统。理论上,对于具有相同社会的个体来说,不断重复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经验,会使个体产生与其上一代相近的行为模式和认知方式。这样,不同阶层出身的个体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上会存在很大差异,从而不可能构成一个同质性的代际群体。但是,现存的社会经济体系在不断发生改变,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也在不断变化。在每一代中发生的社会流动现象意味着大部分的代并非固定不变的,从而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可能发生改变。不仅如此,由于社会化的过程是相对统一的,学校等公共场所的存在,不仅为不同代单位提供了一个共同生活的舞台,也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提供了可能。因此,尽管曼海姆的研究发现生物学意义上的同质性的代是由社会学意义上不同质的代单位构成的,由于以上原因,把社会和对它们的主观反应归因于包括某些特定的青年群体在内的集合体,并在某种程度上把社会变化看作是这类群体行动结果的表现,这是合适的。

  在强调代际群体内部由于代分化成不同的代单位的同时,曼海姆同时指出时代特征在塑造群体风貌方面的重要作用。每个时代都具有可称之为时代的独特的风貌和时代特征,这正是人类文化不断繁荣创新的根本动力所在。在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受大不相同的时代的感染,必定无法体验其他时代的个体所经历的一切。前面提到,曼海姆正是根据这一特性提出现实代这一概念。这种时代特征,恰恰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他们建构了这个世界,世界反过来又塑造了他们的面貌。就此而言,每一代人都与另一代人的生活经历缺乏活生生的情感纽带,因而这种不同代之间的互相难以理解和协调的文化冲突,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两种不同的时代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

  换句话说,虽然代际理论试图弄清楚代对同代人中不同群体的思想和行为观念的影响,它也致力于解释发生在同代人和不同代人之间的文化冲突、传承与创新,这很自然地指向了代沟问题。不仅如此,要解释发生在代际更替中的文化创新和积累现象,必须从纵向的历史维度来考虑代际之间的文化冲突。由于不同代人的同时代性,每一代人对自己所处时代主流文化的接受和审美取向,意味着不同代人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和理解的文化冲突。由于父代受到不同于现时代的主流文化的影响,对现时代的主流文化必然会产生适应与否以及适应程度的问题。而年轻一代则不同,现时代的主流文化就是他们的主流文化。因而,在塑造每一时期的主流文化过程中,不同代群争相“出场”,使得不同时代的文化在相同的时代中发生碰撞和交融。在争夺现时代的话语中,年轻一代与父代在价值领域产生了认知上的差异,当这一差异扩展到普遍的个体身上时,社会学意义上的“代沟”现象就产生了。

  与“代”指涉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相似的所有个体不同,“代沟”指的是发生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世界”的疏远和断裂。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蔓延至全世界的青年中,青年和他们的父母在文化观念等领域中产生了大量的矛盾和对立,随着整个社会背景的变化,代沟现象也产生了改变,相应地,社会对代沟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

  米德的代沟理论围绕着认同和义务两个维度展开,为此她首先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后象征文化,即这种文化的延续主要是由年轻人重复老一辈人的;互象征文化,即“社会的主要模式是同时代人的行为”[7];前象征文化,即年向青年一代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在前两种文化中,老年人都处于支配地位,他们制定社会规范,为人的行为和言论划定界限。

  在人类文明进入工业社会之前,后象征文化和互象征文化都已经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会之中。前者使传统延续下去,后者通过同龄人的互动,一方面加强传统在个体心中的内化,另一方面则是用同代人取代父母原有的榜样作用。新的榜样者既可能是来自陌生地域的外乡人,也可能是来自本地域的熟人。互象征文化由于打破了原有的文化传承模式,使得传统出现了一种形式上的断裂,这一现象明显地体现在年轻的移民团体和外出务工人员中。受科技和后现代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互象征文化和前象征文化在社会中越发居于重要地位,这一现象挑战了过去由后象征文化确立的年的地位和秩序,从而造成了两代人之间的断裂和冲突。

  米德相信,产生代沟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尽管她非常重视技术因素在促成代沟出现和扩大这一现象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变化使得年长一代无法成为技术领域的领头人和榜样。造成代沟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老年人仍然掌握着社会的控制权,他们控制了社会生活的经济和因素,却没能引领时代的潮流。无论如何,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现实视代沟为性的因素,代沟理论除了要探究代沟现象的成因,还需要提供一条跨越代沟的径。要跨越这一“沟壑”,在米德看来,只有“年轻人和老年人真正认识到有一条深深的、新的、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的代沟存在的事实,交流才能够重新建立”[8]。为此,代沟现象必须被置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化背景中,并把后象征文化中的无限义务简化成青年一代的有限的行动责任。

  与原本将代沟现象视为对青年一代的社会整合失败的社会学理论不同,米德认识到处于代沟两边的不同代人之间的状况的复杂性。“在代沟两边都有一些持相同态度的人——或是的态度,或是保守的态度——这些相同的态度比两代人之间的对立态度更重要”[9]。由于意识到青年一代中的技术乐观主义思想和社会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希望,代沟现象不再仅仅被视为年青一代社会化失败的结果,代沟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代之间的状态的紧张关系,是一种促进文化传承和确保多样性的张力。对代沟现象的态度转变,体现在欧美“重构教育和青年研究的关系中”[10],青年一代因此不再被视作反叛、应该被规训的一代,而是被视作可塑造、有创造力的新人。

  “代沟将随着生物过程而有秩序地前移,直到战前那一侧的人全部死去,这是一个简单的、直线发展的结局”[11]。当青年一代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曾经代沟现象的社会背景发生了改变,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变得不那么明显,斗争不再激烈。这种现象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结为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发生了变化,那些曾经参与斗争的人也会遇到自己与自己的小孩之间的代沟,就像当年横亘在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之间的那条一样,只是内容和程度变得有些不同。因此,在米德的论述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那条横亘世界的代沟变得不再惹人注目,但是在家庭中随着子女的成长,以及随着学校教育促成新的代单位的形成,代沟在父母和子女之间不断产生和前移。

  这一视角的变化表明了时间观念在代问题中的改变,在后象征文化中代问题以历史时间为指针,青年一代的行为举止以先前存在的前界(舒茨语)为指向。而在互象征文化和前象征文化中,世界围绕着“当下”这一维度展开,由于日常生活的时刻在场特征,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偏离的同时实际上就是与“当下”发生的事实的接近。因为“纯粹的同时代性只有在涉及对相同社会和历史的参与时才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性”[12],每一代人正是在与具体的“当下”的接近中,在对现实的具体参与中才成为现实的同一代人。对代沟现象的包容和态度也因此把时间拉回到共同世界,并在青年一代的价值内化和文化创新中指向那个同样和多元的后界。这才是孕育代问题和代沟现象的“同时代人的非同时代性”这一语境本来应该包含的意思。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维度,社会学中的青年研究是完全可能的。一方面,曼海姆对代问题的具体分析,不仅回答了为什么以年龄为分类特征的青年群体能够成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由于具有非同一性的代单位组成了具有同一性的代,注重同一性的青年研究应该关注青年群体中彼此各异的青年亚群体。另一方面,在目前稳定的秩序下,父权制作为基本的社会事实仍然无法更改。这就意味着,青年群体在社会变迁中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尽管他们相关于新的科学技术和义务观念,但青年群体的被规训特征意味着他们与父辈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冲突,从而文化视角应该成为青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表面上看,注重理论分析的代问题和注重实际应用的代沟理论之间存在差异,甚至由于代问题对非同一性的代的强调而与注重代的同一性的代沟理论存在矛盾。尽管存在差异,但两者之间的共性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代沟现象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话,从代这一概念出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代沟理论。从理论上来说,有一条横亘在年青一代与年长一代之间的代沟,这和曼海姆的“代”概念一样只是表明了一种潜在的分析基础。事实是,现实代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代单位,不同现实代的代单位在同一个时空中相遇,这使得不同代单位之间肯定会产生无法协调的文化冲突。然而,主动利用其共同经验参与群体生活而又愿意与不同代的代单位展开对话的代单位,也为文化和创新提供了可能。它既包括年轻一代的代单位会认同年长一代的文化观念,也包括年长一代会接纳、适应甚至认同年轻一代的文化观念。当然,对所有代单位中的个体而言,认同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特定观念,可能不同的文化观念会无限接近,但是由于每一代实际的具体生活并不重合,在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张力。这种实际上冲突甚至对立的代单位的存在,不仅解释了某一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不同文化,也恰恰是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条件。

  由于代沟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这既涉及不同代的不同个体所处的不同社会地位,也关系到同一家庭之间所拥有的相同的社会总资本(布尔迪厄语)。由于是纵向横向的社会流动决定了个体在社会中拥有的不同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总资本,代基于阶级理论来分析个体的社会,实际上也包含了从社会空间和场来考察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如此一来,家庭、学校等因素在代际冲突中扮演的角色被强化,以至于“有些人认为家庭的解体是一些社会症状(如逃离家庭而带来的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13]。一方面,那些具有相同代却具有不同社会总资本的人聚合在一个现实代的代单位中;另一方面,家庭成为许多青年问题发生的场所,意味着代沟这一文化现象超越了不同代单位之间的异质性而凝结成某些共同的问题。总之,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青年问题实际上囊括了阶级、文化冲突和主流文化等多个因素,它们层层扭结,相互勾连,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虽然个体的阶级是社会的客观产物,但阶级并不意味着个体主动的阶级意识。与此相反,大多数情况下个体都是无意识行动的,所以马克思才会认为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会出现“自觉阶级”。由于这些自觉阶级的形成大多是由外在于该阶级中的人所促成的,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之于的阶级意识,所以个体的代并不足以说明代沟两侧的文化冲突。同样地,既然代沟通常意味着青年一代年长一代的文化观念的性,而这种行为不应该被视为具有清晰意识的行为,所以曼海姆才会从个体的社会来说明代的统一性问题。这样一来,对代沟的分析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关于文化协调与冲突的文化理论上,由于对性的承认“植根于已变成无意识的内在结构与客观结构之间的即时协调中”[14],一种代的社会结构理论就需要一种不同代之间的文化冲突理论作为补充。所以米德才会强调要把代沟问题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化背景中去考察。唯有如此,以下社会事实才能理解:对既定秩序的服从是具有生成特性的代单位的历史和个体历史在个体身体上的认知结构和适合于世界的客观结构之间协调的产物。

  曼海姆从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出发,指出了代现象的生物学和社会学属性。他关于代的统一性的归纳实际上“把所有源于相同客观条件、故具有相同习性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视为同一自在的社会阶级”[15]。这种做法招致了空间理论的,布尔迪厄从社会空间和场出发,实现了该领域的“实践转向”。米德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代沟现象的正面和负面功能,并指出了跨越鸿沟的正确方向在于不同代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沟通和承认的提出,能够和主体间性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结合起来,从而为一种对话的商谈理论提供了可能。同样,互象征文化和前象征文化把文化观念的重心转移到年青一代的当活,也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因为实践“完全注重于现时,注重于它在现时中发现的、表现为客观性的实践功能,因此它(亦即返回过去)”[16]。总之,代问题从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出发,而代沟理论则侧重不同代之间的文化冲突,两者的侧重点不同,也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也正因如此,代与代沟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更深入的梳理和研究。

  青年研究在国内已经走过了许多个年头,然而,这种积淀并不意味着青年研究的理论地基已经足够在构筑起一座坚固的大厦。对于研究者而言,为什么一个以年龄作为分类基础的概念能够成为研究的基本对象,为什么诸如“青年参与”之类的课题中的青年能够囊括具有不同经济社会地位、不同文化特征的亚群体等基本问题,仍然值得深思。某种程度上,曼海姆和米德等人的研究,既是对人们质疑青年能否成为合适的研究对象的一种回应,也是立志于深耕青年研究的学人们需要了解的基础性知识。

  [10]斯塔芬森.欧洲教育与社会中关于青年研究的历史[J].王寅通译.当代青年研究,1997(6).

  [14]布尔迪厄.实践:关于行为理论[M].谭立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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