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眼中的张爱玲和胡兰成

文学网时间:2018-09-24 16:18:09

  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去世,我与妹妹朱天心躲开了任何发言和邀稿,不近人情连父亲都表示,我只好说:“缺席也是一种悼念吧。”

  然而那以后很多很多、持续不断的各种张爱玲纪念文、书信披露,回忆、轶闻,就一再也写到胡兰成,当然,就写到了胡兰成跟三三。

  三三,具体是《三三集刊》,在我大学三年级时创办的,一九七七年四月。两年后我们成立三三书坊。当时胡先生书《山河岁月》在台北出版遭禁,删节出版的《今世》也被劝告,既然没有出版社能出胡先生书,我们就自己来,用胡先生在《三三集刊》撰文的笔名李磐印行出版。这样一共出版了四本,直至胡先生去世的一九八一年。

  可以说,三三是胡兰成一手促成的。打从结识胡先生,其间有一年的时间胡先生住我们家隔壁,著书,然后返侨居地日本,至去世,总共七年。当时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我,在今天来表述,想想只能说是,前身。

  格林(Graham Greene)曾说,作家的前二十年涵盖了他的全部经验,其余的岁月则是在观察。他说:“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观察世界,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他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界。”依据他这个说法,那么,我后来的写作生涯,整个的其实都在咀嚼,吞吐,反覆涂写和利用这个前身。

  四年前王德威编当代小说家系列,本来只是作者简单写一个的,我倒一发不可写了五万字,题名《花忆前身》,回头看看自己的来历。完后,每每觉得,这个没说,那个没说,而且,再也说不尽似的。这会儿开研讨会,讲是“忆”,不如是解剖,以今天的后见之明,审察昨日的浑沌之我。

  我是十二三岁开始看张爱玲,自自然然成为我父亲与我六姑姑这个张迷家族的一员。打小我喜欢在父亲桌前摸索,但是到后来始终也没什么书房,不过榻榻米大床,跟两张并放的书桌,父母亲一人据一张,父亲写小说,母亲翻译日文。单是张爱玲和父亲的通信,我翻来覆去看得差不多会背了。信中张爱玲提及她的先生赖雅亦写小说,但她“不看他写的东西,因为Joyce等我也不看”。当时我不知道谁是乔伊斯,可从语气也感觉得出来,这位乔伊斯肯定是个大人物,而张爱玲好大胆子说不看。

  我听父亲不止一次转述张爱玲在柏克莱,独来独往,却会为一个修电线工停足下来,仰头呆看半晌,而人不知她是看到了什么。她在花莲王祯和家短短一住时,也常叫上不起眼的东西吸引了去,看上半天。她总是见人所不见,那样忘记所以的处于之中。

  我国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升二三年级后一直是班导师,我他到恋爱的程度,暗地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诗词,就等什么时刻老师讲到问到了,唯我一人搭得上腔。我也把父亲追求母亲时候的两个人都是好热血文艺青年的信,一封一封经过变造成为我的周记内容,譬如对于包法利夫人的看法,很辛辣,颇使老师也忧了,回覆来同等篇幅的眉批,太令我得意,就更狂了。

  这些狂言狂语甚至演成狂行,大概属于我同校的妹妹朱天心顶知道,而都获得老师的没被学校处罚记过,得不像话。敢于这样,没别的,我在学张爱玲,学我以为的特立独行,不受规范。

  还有是,漫长青春期的尴尬,别扭,拿自己不知怎么好的,似乎都有了张爱玲形象做靠山(很早就读到古物出土的《天才梦》),故此一味怪去,有正当理直气壮得很。

  那更别说胡兰成写的《女子》,我读到是收在父亲手上一本破旧不堪、排版印行的《今世》上册里,随便一摘,都是。看吧,“我且又被名词术语制住,有钱有势我不怕,但对公定的学术界权威我胆怯。一次竟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

  再看,“我自己以为能平视王侯,但仍有太多的感激,爱玲则一次亦没有这样。即使对方是日神,她亦能在小地方把他看得清清楚楚。之情,连我在内,往往姑息君子,不姑息,对东西亦如此。可是从来的悲剧都由作成,而许多好东西亦见其纷纷的,因为那样的好原来有限,是带疾的,其实不可原谅的还是不应当原谅。爱玲对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与普通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

  我高中毕业那个暑假,父亲偶然获悉胡兰成在台北,联络上,偕母亲跟我三人去拜访。那天的话题都绕着张爱玲说,胡先生取出日本排版的《今世》上下两册赠父亲,书中有蓝字红字校订,可能是自存的善本。我因为爱屋及乌,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真见到了,一片茫然,想产生点嗟怅之感也没有,至今竟无记忆似的。对胡先生书《今世》,不但之前除了《女子》一章,余皆不读,奇怪的是,之后仍不读。一年后,暑假期间我也不过顺手抄来一看,也怪了,这一看就觉石破天惊,云垂海立,非常非常之悲哀。

  于是我写信给胡先生,不指望胡先生还在台北,可比是瓶中书那样投入大海罢了。想必,这是我从此完全被袭卷了去的“胡腔”的第一篇。我认为胡先生比张爱玲超厉害多了,很懊悔一年前为什么只看见张爱玲,没看见胡兰成,只好恨自己是,有眼无珠。

  不料我立刻得到了回音,胡先生想把此信当做正要付印的版《今世》的序。这哪行,父亲急书一封此事,胡先生回信说:“天文忽然写信来我都吃了一惊……若做代序,当然是先要问过你的,请放心。”

  这段我与胡先生结识的经过,我是幼稚跟鲁莽,根本不值一提的。但一九七六年,符兆祥先生编了本书叫《一九八〇》,小题目:“现代最杰出青年作家小说选”,上下册,各选十人,并每个人找一位评论家评介,颇像股票分析师推荐可以长抱的绩优股。我和天心给选在下册,就请当时住我们家隔壁的胡先生写评介。胡先生很高兴的写了,却不能用,换言之,给退稿了。这两篇的题目一篇叫《来写朱天文》,一篇叫《朱天心呢?》,写我的部分,胡先生便提到此段结识,请容我摘录如下:

  前年朱天文初次跟她父亲朱先生来看我。朱先生是柔和正直礼义之人,他是来为搜访张爱玲的资料。朱天文则只听我说话,她自己不说。我与朱先生尚未相熟,对方又有礼,我就说话会浮起来,对人不够诚恳,对己亦不够真实。朱先生送我一瓶竹叶青,我回一枚日本包袱。我因说同样的包袱带来二枚,一枚送给一位显官什么人了,这一枚送给天文小姐。客人辞去后我只觉这一天不对劲儿。果然数日后朱天文写信给林君,说她见到了我很失望。她在信里写道:那显官又于我什么相干!她说我脸上亦没有张爱玲说的特征。我读信当即很愧歉,觉得自己真是不好,而对写信的人起了很大的。

  她信里又说,这天她穿的衣装我全不注意,带来的便当有一样寿司是她做的,我吃了也自己不知吃了没有。这我也觉得是我的不对。但饶是挨了打击,我却喜爱那信写得清洁无禁忌,只顾对林君称赞。

  胡先生把我一年后的信记忆成数日后,也把我信的内容在传达时了,成为他的创作和审美。他且把这次见面比做譬如梁武帝与达摩的见面问:“对朕者何人?”曰:“不识。”不但武帝不识,达摩自己亦不识。胡先生就是这样,总能把芝麻烂事弄成个好像公案绝唱。

  阿城写过,一九八四年底,他在《收获》见到《倾城之恋》,读完纳闷了好几天,心想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如此惊人。看来关于张爱玲,是比晚了至少三十年。在可以说,我们是读张爱玲长大的。弱水三千取一瓢饮,每人都从张爱玲那里取得了她的一瓢。这样的文化构成,跟,的确不同。一言以蔽之,个人的自为空间。

  大半世纪前,胡张初见时,两人讲了五个钟的话,无非是胡在滔滔发表对张作品的见解。再遇见张,:“你也不过是个人主义者罢了。”

  讲到出走,她的一张照片,刊在上的,是坐在池塘边,眼睛里有一种惊惶,看着前面,又怕后头有什么东西追来似的。她笑说:“我看看都可怜相,好像是挨了一棒。”她有个朋友说:“像是个奴隶,世代为奴隶。”我说:“题名就叫逃走的女奴,倒是好。”过后想想,果然是她的很好说明。逃走的女奴,是生命的开始,世界于她是新鲜的,她自个儿有一种叛逆的喜悦。

  出走,抑或逃亡,从哪里出走的?逃亡的什么?比较张爱玲当时包围着她的生活样式和状态是怎样的,即大约可判断他们作品所踩到的高度、远度、深度是怎样的。用阿城的是,“我的许多朋友常说,以中国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当会出现在上山下乡这一代。我想这是一种,因为的文化本质是狭窄与,反对它的人很容易被它的本质,而在意识上变得与它一样高矮肥瘦……又不妨说,近年评家说先锋小说了的权威话语,可是那么枯瘦的话语的结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中学生范文会怎么样呢?”

  四〇年代初胡先生《论张爱玲》已写道:“正如鲁迅说的,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有人会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胡先生道:“这样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新生,或者破灭,却是不会。”

  我回想胡先生平日聊起,总说,张爱玲是叛逆的。还有是说,张爱玲倔强,性子硬。但又说张爱玲谦逊,柔和。

  读张爱玲长大的我们,结果,她可能成了我们头上的,遮得地上只长弱草。什么时候,她已成为我想要叛逃的对象。

  首次我感觉到压力,是七〇年代下半乡土文学论战。当时我们在唸大学,那个年纪能写什么,无非青春无谓的烦恼,白日梦,爱情,以及自己以为的人情世故,小奸小坏。这些,虽不至到商女不知恨的地步,亦相去不远矣。学校里建筑系那些男生,背着相机上山下乡拍回来的强悍黑白照,配上文字报导,帅啊,太时髦了。

  后来办三三,我们都说要做“士”,要研究经济社会思想等学问,切莫以文人终身,遑论小说家不过一艺而已。

  今年五月,我先后收到两件文献复印件,系一九九一年我们整理出版《胡兰成全集》时遍寻不着的,如获至宝。一件是胡先生的结集,《战难和亦不易》,写于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十二月,共一百零五篇,前半在南华日报,后半在上海中华日报,一九四〇年一月中华日报出版。另一件是《苦竹》,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月,一九四五年三月,总共三期,刊有张爱玲的《谈音乐》、《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炎樱的《死歌》、《生命的颜色》《火》以及无数篇胡先生的化名撰述,典型一本同仁。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三三集刊》乃《苦竹》还魂也,胡先生七十岁了,他真是“烈土暮年,壮心不已”。

  胡先生的难以分类,到现在还是身份未明,找不到他该放的。文学评论勉强把他归入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的抒情一脉。我跟天心私下是说,胡先生晚年在做的大架构,大论述,明明是李维史陀( Claude Le Vi-Strauss)结构人类学的中文版。而胡先生的亡命生涯,其自觉自省处又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知识部分则似萨依德(Edward W.Said)。这番姐妹间的悄悄话,公开一说,各位看,岂不正好坐实了胡先生的大而无当。

  横竖大而无当归不了档,把我们养野了,如《心经》里写的青藤,满心只想越过篱笆去,谁想越过去了不是寻常院落,是在八层楼阳台上悬空目眩。我们亦小说写写中,就忍不住越过小说的围墙朝外跳。专事文学,倒像嵇康《琴赋》云:“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老望著文学以外远远的事。

  这个,胡先生去世二十年了,也许是他留下给我们的最大资产,无或稍减,与日俱增。张爱玲呢?叛逃张爱玲。就像挂出来的牌子告示人,“施工中”,“营业中”,“清洁中”,我想目前我是,叛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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