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内容]延安:延安-基本内容,延安-发展脉络

文学网时间:2018-09-12 16:54:07

  延安是延安时期中国及其领导的根据地军民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向上的风貌和优良作风。延安一般认为主要包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全心全意的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的本质内容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延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一般认为主要包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全心全意的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的本质内容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开拓创新,在所从事的新主义这项全新事业中,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创立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等,都是这一的具体体现。

  延安,举世闻名的中国圣地,从1935年到1948年,中央和在这里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中华人民国的基石,谱写了的历史篇章。也就是在延安,孕育了光照千秋的延安,在中国的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动力作用。延安是我们党、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着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延安是我们党和军队的根据地,勤劳勇敢的老区人民用生命和鲜血哺育了中国;延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总后方,在极其的条件下,广大军民开展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为夺取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延安是思想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圣地。毛关于中国的线问题、军事问题、党建问题、哲学问题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大多是在延安撰写的,党的“7大”把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在这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就是在延安实现的。

  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河水。一说起延安,人们都会感到分外亲切,油然而生。这不仅是因为,延安在战争年代曾中国的指挥中枢和战略后方,和在这里运筹帷幄,作出了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夺取全国奠定了基础;还因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伟大的延安。延安是中国的传家宝,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

  延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中国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中国和人民的事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回顾中国的历史,从在上海成立到井冈山时期,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时期,从西柏坡到夺取全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我们的每1个成就、每一次胜利,都离不开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工作作风,也是思想作风,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和本色,是凝聚党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力量。这是一条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延安,就是全心全意的。延安时期是中国在中国局部地区建立人民并不断扩大执政区域的重要时期。中国历来把为中国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旨,在延安时期又响亮地提出了“”的口号并在全党认真实践。那时的陕甘宁边区,被誉为“的,廉洁的”。当年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说:“这里不存在铺张和礼节俗套,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的贫困现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都很俭朴,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这里也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中国就是以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赢得了人民的和支持。

  延安,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的。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科学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期。同志的许多重要著作,如《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主义论》、《论联合》等,都是在延安时期完成的。思想正是在延安时期逐步成熟并正式写到了党的旗帜上。可以说,没有开拓创新,既不会有延安,也不会有思想。今天我们要在新形势下延安,仍然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延安,实事求是的思想线。用实事求是来概括中国的思想线,也是在延安时期。实践表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地解放思想。

  延安没有过时,也就是说它在现时代仍然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通过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出一些社会问题。延安对于我们今天振奋民族,光大传统,时代具有强大的社会效应。

  

  其一,延安的廉政建设效应。延安是中国人的党魂,它所形成的一套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事业胜利的根本。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被称为“的、廉洁的”。它真正是人民自己的。美国记者斯蒂尔访问延安后,深有感触地说:“我觉得在延安访问中,有三件事使我而且深刻起来。第一件是我体味到常常说的 ‘’,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是货真价实的”。“不到延安实在不能深触到中国问题的内脏,到了延安使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深化了。”“真的,我要在延安住上十天,那我一定也将变成1个主义者!”

  在延安时代,那时的官员当官不像官,他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的不良作风。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说:“县长概是民选,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的,余者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之所以“只见不见官”,就在于在上我们是真正的,人和领导干部是实意的。而在近年来,由于放松了党的建设,加之化思想的影响,一些党组织和干部中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消极等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一些人由“社会的”变成了人民的老爷,三心二意为人民,全心全意为个人,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贪污盗窃,行贿受贿。这些现象其本质是的思想淡漠了,和了。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1个同志喜欢它”。所以,对全体尤其是领导干部进行延安的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当前廉政建设有着直接的现实效应。

  其二,延安的经济建设效应。延安不是空头,发扬延安也不是喊空口号,延安也有其经济建设方面的直接效应。早在《关于正确处理的问题》中就指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1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又是1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1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1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同志也曾指出:“中国搞4个现代化,要经过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1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走‘捷径’……。我们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总在1989年9月视察延安时说:“把经济搞上去,靠什么方针?还得靠发扬延安,归根到底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持家,勤俭建国。”可见,“艰苦奋斗”也是一条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其三,延安的文明建设效应。社会主义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今天,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任务非常迫切,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工作中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思想工作淡化了,传统教育不讲了。加之现代资产阶级的影响,旧的封建思想泛滥,许多解放后绝迹的东西,死灰复燃了。什么“主义渺茫论”、“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颇有市场。总之,在文明方面存在着种种丑恶现象,急需改变。

  发扬延安首先就是要把坚定正确的方向放在第一位,对全体人民进行主义理想教育,进行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教育,从而解决人们的“危机”、“信心不足”的问题。其次,发扬延安,就要重视建设,用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主义教育人,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风尚,克服和抵制“专已打算”、“人不为己,”、“人人为自己,为大家”的资产阶级自利的。最后,对全民族进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教育,反对铺张浪费、肆意挥霍、大手大脚的败家子作风。树立社会主义主人翁和“过紧日子”的思想。同时要使全体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从根本上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在延安时期在这些诸多方面都有宝贵的经验。延安就是这些经验的。

  总之,延安作为民族和时代汇流的中国在当代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研究和宣传延安已经成为现时代文明建设的一项伟大工程。

  民族是1个民族赖以和发展的支撑,而延安正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抓紧在延安建设干部教育培训,1个根本着眼点就是引导和促进党的干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延安。正如同志去年在陕西考察时指出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延安都不能丢。全党同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延安,使延安成为我们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动力,使延安永放。”

  延安引导和哺育者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牢固树立全心全意的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民族、人民解放和主义远大理想而,英勇奋斗。延安引导和哺育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使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延安把人和者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水乳交融,使我们党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和支持,这是中国从胜利胜利的最大优势。

  在之初,同志就发扬问题讲过这样一段话:“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的。在长期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和拼命,纪律和,大公和先人后已,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 ,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4个现代化,同样要在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如果1个员没有这些,就决不能算是1个合格的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国的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 ,也为世界上许多、思想的人们所羡慕。”延安,最重要的是靠持之以恒的提倡和教育。同志提到的“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为提倡和教育指明了最主要的工作方法。“大声疾呼”,就是要造成,广泛宣传。“以身作则,”就是要知行统一,付诸实践,不能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尤其是员和各级领导干部,更应该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具体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

  一是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在全党、全社会延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关键。

  二是造就浓厚健康的和社会氛围。延安,1个重要举措就是让延安进机关、进学校、进军营、进社区、进工厂、进农村,深入到社会方方面面。闭要让广大干部群众系统地了解延安的基本内涵,延安产生和形成的历史和条件,以及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延安的重要意义。

  三是深入学习,加强党性 ,不懈地同现象作斗争。延安与以权谋私、挥霍浪费、贪污,是2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对立。延安必须同现象作斗争 ,这就要求员要充分认识学习的重要性,只有刻苦学习马列 主义、思想 、理论和“3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自觉保持和延安,才有同现象作斗争的思想武器。

  历史造就了延安,时代需要延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延安,使延安代代相传,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与时俱进 ,发扬光大。

  中国是伟大的,但以后的程更长,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3.5)

  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10.26)

  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1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又是1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1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励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样1个勤俭建国的方针。——(1957.2.27)

  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

  我国原来是1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要把我国建设成为1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是1个很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毫无疑问,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无论在经济方面或者财政方面,都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们决不能够轻视这些困难。什么是我们克服困难的道呢?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说,就是要依靠我们全国人民,艰苦奋斗。——(1954.9.23)

  要“全国一切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现在还不够艰苦奋斗。一定要发扬延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大加快延安建设步伐。——(1973.6.10)

  一向要求我们全党的同志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并且多次领导全党开展了励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运动。这些运动,虽然每一次都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但遗憾的是,铺张门面,讲究排场,随便挥霍老百姓的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现。我们必须动员全党来抵制这种不良的倾向。——(1956.9.17)

  中国搞4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艰苦创业。我国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1个艰苦奋斗的过程。——(1980.1.16)

  在长期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和拼命,纪律和,大公和先人后己,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4个现代化,同样要在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如果1个员没有这些,就决不能算1个合格的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国的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响往,也为世界上许多、思想的人们所羡慕。……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解放初期的,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我们要自己坚定,然后才能教育和团结教育群众提高信心。——(1980.12.25)

  中国如果不普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在末实现,生产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就不能达到。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提法就是建设1个高度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所谓高度文明,就是人民要有理想,要个人利益服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守纪律,要有,要我们历来的艰苦奋斗传统,否则我们的事业是人不会有希望的。这件事不容易。过去我们做得不错。“”前,我们一直了延安传统,延安。现在中国不需要完全那样做了,但那种仍然需要。——(1981.11.17)

  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的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在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高级干部要提高,提高嗅觉,千万不要“伤风”。我看这是我们党的团结的可靠。再加上一条,我们要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1954.2.1)

  在建设4个现代化时期,仍然需要延安。延安时期的那种艰苦奋斗的应该继承下来,还要在新时期发扬光大。——(1984.7.3)

  什么是延安?延安是近代中国人民同3大敌人浴血奋战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同3大敌人斗争和胜利经验的总结,是辛亥以来,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斗争经验的结晶。

  现在,世界也好,中国也好,事情都比较多,思想也比较乱,都比较复杂。思想,解决问题,需要运用和发扬延安。——(1990.6)

  继承和发扬延安、延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常必要的。在“”中,党的优良传统遭到、2个集团的严重和,我们有责任把党和同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恢复和发扬起来。——李维汉(1981.7.5)

  对延安我们应当加入深入的研究,并且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把它发扬光大。——李维汉(1981.7.5)

  陕西是不是可以组织人力写一本书,写延安、写、写同志在延安的十三年,写这个十三年是怎么度过的?这十三年对中国的历史、以至于世界的历史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必须象同志讲的,把学习延安放在第一位?为什么要世世代代继承、丰富和发扬延安。——(1983.9.2)

  希望延安的同志,希望全国宣传文教部门的同志,同志的两句话,发扬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小平同志在一九八O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继承和发扬延安。不但要使延安的世世代代保存下去,而且要使它不断得到发扬。这种在战争年代曾起过伟大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仍然具有伟大意义。小平同志讲发扬延安,首先就是发扬延安时期那种艰苦奋斗的,这不但是对过去讲的,也是对现在讲的,同样是对将来讲的。——(1983.8.3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1989.9)

  全党同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延安,使延安成为我们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动力,使延安永放。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充满新的希望、也充满新的挑战的征途上,我们始终要大力延安。延安,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国人一往无前的奋斗。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延安都不能丢。

  坚定正确的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线,全心全意的根本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是延安的主要内容。——(2002.3)

  在战争年代,延安人民对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延安人民也是欠下了债的,就是把山上的林子砍光了。今天,我们是来向延安人民还债的,要变当年的“兄妹开荒”为“兄妹造林”。

  延安人民继续把退耕还林,封山绿化,改善生态的这种发扬下去,一定会取得更大成效。——(2002.7)

  延安集中体现在毛在延安写的著作中,基本内容就是这:实事求是,群众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国的成功或失败都离不开这。

  宣传延安,要反对2种倾向:1种是“左”的倾向,就是主张和延安时期一样吃小米,穿补丁衣服,以为这样才是延安;另1种是右的倾向,认为延安过时了,就是搞资产阶级化那一套,不要历史传统。这2种倾向都不利于我们正确地宣传和发扬延安。我们是要把现实与传统相结合。——(1990.4)

  延安是党的宝贵财富,要世世代代继承下去,发扬下去。在新的形势下,一要发扬的坚定性。坚定不移地推进和现代化建设,增强必胜的。二要实事求是的思想线,求实务实,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三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艰苦创业的,克服困难,进1步增强自尊心、自信心,团结一致,把各项工作关键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四要全心全意,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持优良传统,刹住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拉花架子等不良作风,要扎扎实实做几件取信于民的事情。——(1995.1.19)

  1个没有艰苦奋斗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1个没有艰苦奋斗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1个没有艰苦奋斗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

  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是凝聚党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1个重要法宝。

  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艰苦奋斗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懈努力,不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好、实现好、发展好。——(2002.12)

  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延安不仅不能丢,而且要大力提倡,大力,使之成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动力和中华民族的支柱。——(2003.4)

  延安是的宝贵的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大力,并不断赋予时代内容,使其发扬光大。——(2003.3)

  贯彻16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我们进1步延安,始终艰苦奋斗,执政为民,与时俱进,开始创新。——曾(2003.1)篇二 : 延安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对延安几种不同的概括和表述延安,内容丰富,精深。对延安的理解,由浅入深,与时俱进。着眼历史,立足现实,从1个层面到多个层面,从1个方位到多个方位,从1个视角到多个视角,各抒己见,众说纷纭。长期以来,无论理论界还是学术界,还没有形成1个对延安统一的定义和界定;延安的内涵和外延,一时也很难说得清楚,分得得体。因此,在延安主要内容的科学概括和具体表述上,也不尽相同。对此,《时代的支柱--延安概论》,①(延安研究会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有过详细的论述,摘录如下:

  李维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相结合和统一》一文中说,在延安时期,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的。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与、真理、修正错误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工作不分高低、,同志一律平等,亲如手足的;团结统一、自觉遵守纪律的等等。这种延安,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永放的灯塔。这里,李维汉把延安概括为六条。另外1种六条的概括法认为,延安包括:一、全心全意的。二、实事求是的。三、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又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四、自主和勇于创新的。五、和团结的。六、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

  有的同志把延安概括为五条:一是彻底的创业;二是实事求是的‘3大作风’的;三是同心同德、齐心协力、舍己利人、团结友爱的;四是无畏、艰苦奋斗、为了胜利,英勇的;五是一心为公,全心全意的。还有1种提法,认为延安主要有4个方面内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全心全意的;服从全局、纪律的,不怕,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愚公。延安的核心是实事求是。

  延安是什么?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旧世界,创造、开辟新世界的伟大主义。它体现了我们党坚定的主义,为国家、为人民的英勇献身。它体现了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它体现了我们党的意志统一、团结一心、纪律严明、高度而集中的集体主义。

  还有的用来概括:爱国主义是延安的核心,艰苦奋斗是延安的主要特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延安的指针。另1种提法是,勇于开拓,大胆创新的;少说空话,多干实事、艰苦创业、埋头苦干的;原则,勇于的。还有两条概括法,实事求是是延安的根本;群众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的重要内容。

  该书还介绍了一些特殊的概括法。如成仿吾认为,延安的主要内容是:坚定,不折不挠;万众一心,艰苦奋斗;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劳动生产;丰衣足食;关心群众,改进工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真理,纠正错误;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团结互助,待人和气,厉行节约,爱护公物;努力学习,整洁卫生;活泼乐观,歌声不断。这是用24句话概括的。有的总结为30条:理想远大、实事求是、科学、为了人民、立场坚定、大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英雄主义、不怕、艰苦奋斗、铁的纪律、自力更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善拒腐蚀、平等、心胸宽广、团结友爱、爱憎分明、分明、宽严分明、开拓前进、永远进取、积极上进、不断学习。

  该书指出:对延安内容的概括所以不统一,不仅在于它本身内容丰富,而且都还在于研究者的视角不同。

  如果从延安时代的主体层次来看,延安作为在不同群体身上的表现,就有差异,其特色也较明显。作为党魂的延安,实事求是和就表现突出。作为军魂的延安,一不怕苦,怕死的大无畏和遵守纪律的就表现突出。作为民魂的延安,其表现又有所不同。因此,该书认为,“延安的本质是1种”,并“把延安的内容,组合为这样的结构”:爱国主义,抗日救国,就是延安时期爱国主义的表现;主义理想,延安时代所进行的抗日救国伟大斗争,蒋家王朝的新主义,就是奔向主义的第1步;实事求是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一条正确的唯物主义的思想线;,是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艰苦奋斗,要就不能依赖别人,要一不怕苦,怕死,还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团结友爱,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只有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任务;自觉遵守纪律的,铁的纪律是事业取得胜利的;与,勇于开展与,就是真理,修正错误,自觉自己的主观世界。进而该书提出了延安体系的“四根支柱”,认为“延安是一座宏伟的大厦”,“支持这大厦的四根支柱”,“一是祟高的理想,二是求是,三是党的旨,四是创业。”“理想是顶端,科学是基石,是核心,创业是落脚点。延安作为主义,它是真善美的统一完备休系。”

  《延安的原生形态》①(申沛昌、郭必选等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一书,把延安分为“原生形态”和“再生形态”,认为“延安产生和形成有1个过程,所以,它的内容也不是在1个早晨就完善起来的。”该书指出,“原生形态是延安的花蕾”,“是当时延安具体多样的表现形式”。“延安只是总名称,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这些‘原生形态’”主要有以下几种:“抗大”;“延安整风”;“南泥湾”;“延安县”;“白求恩、张思德”;“愚公移山”;“还可以把‘南区合作社’、‘五老’、‘延安文艺’等等看作是原生形态”。“没有这些‘原生形态’实际就没有整体的延安的存在。”“延安的次生形态”,则指我国人民对延安的继承和发扬,具体说来就是:“和铁人”;“雷风和焦裕禄”;“好八连”,等等。

  《延安和》①(中国延安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编,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94年4月)一书的《导论》说:“延安是中国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发展并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中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锐利武器。延安的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为崇高理想自觉献身的;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团结的;与的;自觉遵守纪律的等。”

  《中华腾飞的动力》一书②(申沛昌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给延安下了这样的1个定义:“延安是中国在延安时期培育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简而言之,延安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是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种差。”“它包括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主体、、创造是其本来涵义,实事求是,思考、也是自力更生的具体内容。”自力更生“就是”,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1999年9月9日,中国延安研究会会长马文瑞,在昆明全国延安研究经验议上的讲话中说:“延安是思想的实践示范和重要体现,说到底主要是个党风问题。关于党风问题,毛对马克思主义有重要贡献。他在中国斗争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把党风学说大为发展,形成了系统的完整的传统和作风。这就是延安。它的主要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方向,主义的理想,全心全意的旨,优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这是中国斗争的宝贵的思想财富”。①(《马文瑞论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

  所有以上这些关于延安的概括,尽管具体表述的侧重面不同,条文有多有少,但就整体思想而言,应该说,都是一致的,相通的。

  2002年4月3日,《》以《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延安,开创新世纪发展生动局面》为题,报道了在陕西考察调研时的讲话。讲话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充满新的挑战的征途上,我们始终要大力延安。延安,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国人一往无前的奋斗。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延安都不能丢。全党同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延安,使延安成为我们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动力,使延安永放”。

  在讲话中深刻指出:“我们党在延安时期的活动,在党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在中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党的7大,为我们党的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主义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和思想基础”。

  说:“伟大的延安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坚定正确的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线,全心全意的根本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是延安的主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必须大力延安,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各级党委要全面落实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以党的建设的新成绩推动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前进”。

  的这个讲话,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延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地位、作用和延安与加强党的建设、与发展经济、与保持社会稳定的关系,是对多年来延安研究的1个总结和肯定,是对延安的实质和主要内容的1个界定,为我们进1步研究和延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节坚定正确的方向坚定正确的方向,是中国的前提和保障,是延安的灵魂。一、观点的提出历史资料显示,“坚定正确的方向”这一观点,明确形成并最初见诸于文字,是1938年3月5日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同学会成立纪念的题词。原文是:“坚定正确的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解放的新中国。”①(申沛昌,《时代的神支柱》)一年以后,为庆祝“抗大”成立三周年,又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正是由于严格遵守了这一教育方针,抗大才成功地培养出了数万名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为我军提供了大批力量。

  不仅仅是抗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都很明确地把保持坚定正确的方向作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培养、教育、考核干部的基本内容,去强调、去落实。几十年来,“坚定正确的方向”已经成为中国成功领导中国的基本经验之一。

  尽管见诸于文字是1938年,但是“坚定正确的方向”这一观点,早在中国建党之初就已形成了。自成立那天起,中国就明确了1个伟大的最终目的--实现主义。这是的、理想,也是为之而奋斗的方向。自1921年至1938年,中国经历了17年艰苦斗争的,不仅从组织上,而且从思想理论上都更加成熟了。正是在科学总结17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炼出“坚定正确的方向”这一对于党的建设,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方针和结论的。

  “坚定正确的方向”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它是对中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国际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

  “坚定正确的方向”这句话中,“方向”是中心语。它所阐明的是,每1个政党都有它特定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必须是正确的才有可能实现,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才能够实现。

  二、历史的经验在《论人民》一文中深刻地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国家寻求真理”但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

  从辛亥到国建立的38年间中国舞台上走马灯的出现了300多个政党和社会团体,但都由于自身的局限无法确认保持正确的方向而转瞬即逝。直到出现了以实现主义为最终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以为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谋利益为己任的中国,中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正如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置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的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从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①(《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359、1361页)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从很显然,中国之所以能够改变中国的面目,之所以能够取得斗争的不断胜利,最重要的就是由于它确定并始终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方向。当然,中国在领导中国的进程中,也遭受过挫折,也走过弯,甚至有过十分的教训。如发生于大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随后发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都对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直到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定了在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才重新回到了正确的方向,再次踏上了胜利的征途。

  到今年,中国成立82年了。这82年间,中国完成了新主义任务,实现了民族和人民解放;建立了,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的道。在总结中国80年历程时深刻指出:“正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战胜一切,取得1个又1个胜利。②(《在庆祝中国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在《论人民》一文中指出:“我们党走过28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封建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成为社会进步、历史变革的最大阻力。而自鸦片战争以后侵入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更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的进步和富强,因为只有1个落后的中国,才能任他们宰割。这2种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的互相,更增加了中国的难度。可以说,中国事业每前进1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面对如此的敌人和重重的困难,中国如果没有坚定正确的方向,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是无法克服重重困难,也不可能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连续取得北伐战争、土地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

  对于“坚定正确的方向”,从到、都有过重要的论述,许的理论工作者也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论证。这短短的9个字里面,所蕴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十分深刻的,归纳起来,有4个基本特征。

  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实现主义是中国人的崇高理想和最终目的。正如同志在《论联合》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我们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员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主义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主义而奋斗这样2个明确的目标,……。”的这段精辟论述,从2个方面阐明了主义理想的重要性。首先,之所以为,是由于主义,一旦失去了这一,它就不能成其为了;同样,1个人之所以成为员,首先是因为他主义,并决心为实现主义的理想而奋斗。不要小看这个理想,有与没有大不一样。有了这个理想,任何时候都不会迷失方向;倘使没有了这个理想,就可能。实践已经证明,坚定的主义理想念,不仅是1个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而且是在斗争实践中保持坚定正确方向的基础和首要条件。

  第一,是对主义的正确理解和认识。简而言之,主义的核心命题和根本结论是“2个不可避免”恩格斯在《宣言》中所表述的“资产阶级的和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曾经把“2个不可避免”表述为“2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主义必然胜利。我们必须,主义是科学说,是正确的结论,对此不能有丝毫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这是实现主义理想,完成中国各阶段任务的首要条件。中国从它成立那一天起,就以实现的,作为最终目标,并始终要求每个员都必须坚定不移地、自觉地为最终实现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如果没有中国的领导,不仅主义理想无法实现,就连资产阶级的也无法完成。因此,对于主义理想的追求,必须包含有对理想的正确道的引者--中国的理解和信任。

  所谓理解,是指对于的性质的正确理解。即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为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

  在来说,是指员对党的领导机关、党的组织、党的线、方针、政策和党的人物的信任。这种信任,同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密切联系。对党的信任,特别是对人物的信任,并不是盲目的信任。因为党和党的领导人也会犯错误,但是作为一名应当相信党和党的领导人会及时发现错误,改正错误,从而更加成熟和正确。

  在党外来说,是指党外群众对及党的领导的信任。主要是相信能代表自己的利益,相信能够无畏地为实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相信是的。以这种信任为基础,愿意听党的话,跟党走,党的领导。

  “不是请客吃饭”,“要奋斗就会有”,这些都不是空话。1个员,1个者,在为实现主义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在完成现阶段任务的实践中,不仅面对着重重困难,而且随时都会有。对此有了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并愿意去实践它,才能算是1个自觉的者,1个具备了坚想和的者。在斗争中的无数先烈,都是为理想和献身的。

  瞿秋白面对敌人枪口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叶挺为了捍卫自己的而发誓:“愿把牢底坐穿”;夏明翰笑对死亡,写诗明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方志敏前在《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一文中写道:“我们始终是党的正确线的者和执行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竭诚的者,我们相信国际的伟大和它领导世界的正确,我们相信中国布尔什维克的伟大和领导中国的正确,我们相信在国际和中央列宁主义领导之下,中国和世界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全部成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我们的!因为我们的主义,乃是的真理!为着主义,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李大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以生命实践了自己的。

  同志在《在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是这样评价的:“在李大钊的身上,充分地体现了主义者的伟大献身和的情操,他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对主义有无比坚定的。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他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他的伟大人格,永远是一切马克思主义,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献身的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323页,红旗出版社)

  中国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其彻底性决定了它的艰巨性。对于这种艰巨性,在《愚公移山》一文中做了形象而生动的描写:“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人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下去,一定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的。”②(《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02页。)

  时期的旧中国,上,经济上落后,互相的国内外十分强大,而力量的相对弱小,客观上决定了这场必然要遇到特殊的困难,要走过漫长而曲折的道,要进行极其艰苦而又复杂的斗争。对于这些困难如果没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就不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就会停止不前,的理想和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中国人和中国人民,正是在理想和的支持下,发扬大无畏的,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步步胜利。在井冈山时期,天当房、地为床、缺衣少粮的红军指战员丝毫没有必胜的;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红军用、草根、树皮充饥,仍然战胜了雪山和草地,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陕北根据地,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靠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实现了自给,战胜了敌人的重重。同志早在1931年就指出:“在上有了这样坚定的,就是把握着不可抵抗的无形的武器,在上建立了铁的红军的基础,自然可以战胜过程中的任何困难,经得起任何剧烈的斗争,愈斗愈奋去取得最后的胜利。”①(《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在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时也曾经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有主义。”“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主义的。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真正的优势。”①(《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10、144页。)

  总而言之,树立了坚定不移的主义理想和,就有了斗争的方向,就有了必胜的,就有了战胜各种困难的决心和毅力,就有了团结战斗的基础。反之,如果没有坚定的主义理想,没有这一理想同正确道的结合,就没有中国的胜利。

  “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中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四分五裂,没有,也没有统一。”②(《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63页)

  早在1940年就指出:“中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2步走,其第1步是主义的,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③(《选集》合订本626页,1967年版)1945年,同志在《论联合》一文中论述中国新主义阶段的任务时指出:“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1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对于任何1个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了社会主义和主义,就不是1个自觉的和忠诚的主义者。”①(同上,659、960页)同志的这段论述阐明了这样1个观点:我们人和领导的队伍,不仅具有坚定不移的主义理想,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的阶段论者,是现实主义者。我们主义的前进方向,必须从不同阶段的实际出发,把奋斗目标置于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之上,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主义事业。人的远大理想要落实到这里,衡量1个员的是否坚定,着眼点也应放到这里。

  主义是人类最崇高、最壮丽的事业,是人类最关好、最理想的社会。人的最高纲领和崇高理想就是为建立这样理想的美好的社会而奋斗。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们党在的各个历史阶段,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还确定了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这样就使得为理想而奋斗有了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而具体目标和任务同实现主义理想的方向是一致的。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每个具体纲领的制定和实现,都是为主义理想的实现开拓前进的道,每个阶段任务的完成,都是向着实现主义理想前进了1步。

  实现主义理想是1个非常漫长的征途,或者叫做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从完成现阶段的任务起步,1步1步地走,从一砖一瓦做起,一项一项地建设。这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的。在中国,像苏联那样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就要犯“左”的错误,不行;像某些人说的“二次”,就要犯右的错误,也不行。必须是阶段论或推进论,即把新主义推进到社会主义。

  延安时期,我们党进行的是新主义,主要目标和任务是:“为着反对民族和封建,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1个在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三义性质的、、、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①(《选集》合订本960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只有完成了这个阶段的任务,才能前进到社会主义阶段。党要求每1个员和者,既要树立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更要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工作。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面对新主义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不去做实际的工作而空谈理想,不仅不能成为“自觉的和忠诚的主义者”,而且很有可能不起艰苦斗争的而脱离,甚至成为的绊脚石。正如同志在16大报告中说的:我们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胸怀主义远大目标,认真干好新主义现实,这就是延安时期人的所思所想所为。

  强烈、真挚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中华儿女在爱国主义的激励下,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设着自己美好的家园;在爱国主义的支持下,不惜流血和,着民族和国家主权。屈原、苏武、岳飞、文天祥、林则徐、邓世昌等无数爱国主义的优秀人物,始终为中国人民所、敬仰。尽管中国社会发生过几次大的变革,尽管中国的国家几经更迭交替,但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爱国主义,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特别是中国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得到了更充分地发扬光大。

  以实现社会主义和主义为最终目的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国际主义的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1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①(《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8页)这段话了1个道理,即真正的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并不矛盾,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尤其如此。不同的历史条件,爱国主义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1938年,抗日战争刚刚进入第二个年头,面对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上层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论者纷纷抬头,有的人已经成为贼。因此,当时爱国主义的内容非常明确,就是为祖国而战,为民族而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严重时刻,中国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毅然命令红军改编成国民军第八军和新编第四军,开赴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捐弃前嫌与第二次合作。此举是否正确?国际上和我们部的少数“左”倾机会主义者表示了怀疑,甚至是向投降,是对国际主义的。针对这些错误的认识和,在《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做了有力的:“中国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因为只有为着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性。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被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①(《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486页)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战争的一部分,而且常重要的1个部分。打败日本侵略者,就是为世界反战争的胜利做贡献。中国主张并带头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战争,不仅是在发扬爱国主义,而且是在履行人的国际主义的义务。中国所并实行的爱国主义,是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爱国主义,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

  “恨不抗日死,悔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将军在被害前的绝笔,是中国强烈真挚的爱国主义的充分表现和生动写照。其“壮志未酬身先死”的豪言,也是对主义的深刻揭露和。中国所的爱国主义,极大地增强了对人民的号召力、凝聚力。人民从的主张和实际行动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增强了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不仅抗日根据地,就连沦陷区的广大人民群众,都自觉地团结在的周围,组织起来,投入到了火热的抗战之中。许多自发形成的群众抗日组织,和一些爱国的来不及撤退而滞留在敌后的军队,在了解的抗日主张以后,明白了只有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利益的代表者,纷纷同联系,有的加入到领导的八军、新四军中来,成为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有的则成为抗日的友军。活跃于冀中地区的支队和张学良、杨虎成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就是突出的例子。更有许多热血青年,在爱国主义激励下爬山涉水,不远万里,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延安,接受的洗礼,投身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的八年,常、非常艰苦的八年。这八年里,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的鼓舞下,面对敌人的疯狂和残无的“三光政策”从未过;在几乎的困难条件下,靠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靠,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第一次取得了反对外来侵略的完全胜利,不仅洗雪了百年之耻,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转折点。

  列宁曾经指出:“任何1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1个任务,就是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54页,人民出版社)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②(《选集》第3卷,第955页)所说的任务,包括完成新主义的各项具体任务,和实现社会主义、主义社会的崇高理想2大部分。为什么说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呢?因为,离开了思想教育,就无法使全党同志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法使全党同志掌握党在现阶段的政策,无法增强全党的团结,当然,也就无法完成一切任务。

  根据延安时期的实际情况,除加强党、和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开展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活动以外,还着重抓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在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间开展了整风运动。给整风运动制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完成这3大任务的主要途径,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鉴别、抵制主观主义、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能力;二是大力开展以和为主的思想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延安整风自1942年2月在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正式开始,至1945年4月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历时3年多。这是项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是一场集中的、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运动。通过整风,全党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全党的团结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第二件大事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开办了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大学(抗大)、陕北公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等十几所以培养干部为主的学校。这些学校均把加强思想教育,转变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树立坚定正确的方向,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放在教育方针的首位。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大”。

  1937年1月20日,原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址就设在延安的窑洞里。抗大开办9年,创办总校一所,分校12所,共培养了近20万名军政干部。他们中,既有能征善战、指挥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更多的是战斗在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指挥员,也有从全国各地投奔延安来的爱国青年和知识。经过抗大培训的队伍,形成了当时的八军、新四军以及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干部队伍的中坚力量、抗大的队伍,主要由2大类成分组成。1类是我军各部队和各根据地抽调的干部,另1类是从敌占区、国统区自愿投奔到延安的进步青年,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年学生。

  最能体现抗大教育方针的正确、最能反映思想教育的,是抗大的第二类的进步与变化。他们普遍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家庭,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在中国抗日救国主张的下,不远万里,冲破重重阻力、克服重重困难,有的甚至是冒着生命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的。他们具有的和抗日救国的决心,但是由于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也没有过斗争实践的锻炼,所以只能是一块不错的毛坯。在抗大这座大熔炉里,他们经过几个月、最多十几个月的洗礼,就初步完成了从1个主义者到主义者的转变,有不少人成了光荣的员。以抗大总校第二期为例:第二期共有从全国各地来的知识青年609名,到毕业时有427人被吸收,约占总数的70%。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方针,没有强有力的思想教育,是不可能取得这种教育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强思想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党的队伍内部,它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发动和组织各根据地、解放区和全国的老百姓,共同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

  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义事业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这一伟大事业的完成,始终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中国始终,党的力量不仅在于能够团结同志共同奋斗,而且更在于能够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党不仅要使相信自己的线和政策正确,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相信党的政策。

  日本侵略者是一场艰巨的民族解放战争,必须广泛动员全国各民族的人民群众,组成抗日统一钱线,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动员、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仍然是思想教育,不过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不同于的思想教育。它的主要方式不是理论,而是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每到1个地方,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到群众中去,根据群众的程度,去和提高群众的,在群众出自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①(《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第1版,第1096页)正因为我们党这样做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的下,人民群众不仅节衣缩食在物资上支持抗日战争,而目用生命的组织、掩护我军的伤员。“爸爸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正是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八军、新四军的真实写照,也是教育、宣传、动员工作丰硕的生动反映。

  八年抗日战争在了日本侵略者的同时,领导的八军、新四军也从十几万人发展到了近百万人。这其中,、我军的教育、宣传、动员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就是唯物主义。”又说:“同志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4个大字,思想的精髓就是这4个字。同志之所以伟大,能把中国引导胜利,归根结底,就是靠这个”。②(《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09、121页)的这段话,已经把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到家了。

  据史料记载,“实事求是”一语,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指的是1种务实的学风。原文是“修学动古,实事求是”。西汉时,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被封为河间献王。刘德以好学著称,治学严谨,受到许多人的赞扬。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撰写汉书时,为刘德立了传。唐人颜师古,把这句话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也。”意思是说,研究学问务必得到可靠的根据,从中求得正确的结论。1940年11月,在《新主义论》中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这大概是首次使用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来阐明党的思想线。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样,同志就从世界观的高度,赋予了实事求是以新的时代内容和科学含义,把它引申为党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线。

  回顾党的历史,不难发现,实事求是这个科学命题,是在中国过程中,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基础上,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提出来的,是在同以脱离实际为共同特征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和形成的,是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与时俱进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延安的精髓。

  党的幼年时期,”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的特点,中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①(《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第1版,第513页)因此,那时党的思想线问题还没有着明确地自觉地提出来。第一次大失败以后,1929年12月,根据中央9月来信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即《关于纠正的错误思想》中说:“对于形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指出纠正的方法:“(一)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形势的分析和阶级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了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就要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在江西寻乌写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是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显然,的这些话,已经反映出“实事求是”的思想,初步提出了党的思想线问题,无疑,是对党的前期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但是,由于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的主义线了中央,的正确思想不但没有被接受,还被讥讽为“狭隘经验论”而遭到。王明“左”的机会主义线中央长达4年之久,给党造成的损失白区是百分之百,苏区是百分之九十五。遵义会议,虽然确定了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错误线在中央的,但当时并没有也来不及对“左”右错误线进行清算,涤肃其影响。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打着国际的旗号,一反一贯“左”的出奇的常态,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干扰和党的正确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一方面,他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摘取马列主义的只言片语,继续招摇撞骗,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如王明,每次总要抱一堆马列原著,放在之上,以显示自己读得书多,理论高深,是当之无愧的“理论家”。中,王明根本不说中国的实际问题,而是按一国际,二国内,三全区,四本部的模式套;举例子,也不举群众熟悉的、国内的、根据地的,不是英格兰、法兰西就是希腊、罗马、阿比西尼亚;运用导师的话,总要把卷、套、节、页、行的数字都说出来,然后大段大段地往下背。确实像所指出的“有哗众取宠,无实事求是之意。”王明的这一套装腔作势,确实住了一些对马列主义知之不多的工农干部,也了一些阅历不长,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另一方面,王明为了摆脱上的困境,想方设法在一些公开的场合讨好,以推崇的,来他继续贩卖错误主张的目的。1940年5月3日,在青年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王明特意作了《学习》的,说要学习忠于、勤于学习、勇于创造、长于工作、善于团结的“5种”。①(引自《党史博采》2002年10期第24页)1941年1月,《新主义论》发表前,曾到马列学院的大里给师生作过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为抵消《新主义论》的影响,王明也跑到马列学院大给们讲《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同时写诗的《新主义论》:“新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马列被修正,前途存。”①《新主义论》公开在《中国文化》上发表后,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集主观主义于大成的代表作《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王明的这些表演很能人。1939年4月,在延安成立的马列主义研究会,王明还被推为。

  以上这些都说明,王明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说明有些同志对党的历史经验还没有认真地研究,对党的线政策问题还缺乏深刻正确地认识。加之当时党的队伍发展很快,大批新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还不整齐,不平衡,还不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对马列主义还缺乏鉴别能力。同时,有一些同志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经验主义,常常把自己的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思想本质一样,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反实事求是反科学的主观主义。

  为了克服主观主义,排除“左”右两方面的干扰,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增强执行党的正确线的自觉性,迎接的新,夺取新胜利。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用大量时间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工作,认真地思考和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先后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著作,从认识论和方的高度,清算存在于的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决议神圣化,认为“只有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脱离中国实际,不研究中国特点及其规律的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教育人必须把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研究的基础之上,纳入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轨道,及至进行延安整风。经过学习的文件,认真阅读马列原著,联系中国的实际,回忆对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开展与,主观主义与派主义、党八股的关系,着力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意马列主义的应用对危害最大的主义,叫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派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并于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在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著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问题的杰出贡献作了系统地说明;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问题,特别是对土地时期以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作了基本的结论。从1941年5月至1942年l月的整风准备,到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的普遍整风,再到1943年10月至1945年6月的总结经验,长达4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使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提到了1个新高度,极大地增强了全党贯彻执行党的线的高度自觉性。正如所说:“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①(《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59页。)延安整风既弄清了思想,又团结了同志,已经以“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而载入了中国的光荣史册。

  特殊的国情。旧时的中国,与马克思所指的资本主义国家很不相同,与“十月”时的也大不一样。当时的中国,已经是1个外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内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剥削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1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地了中国,把1个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国家。”①(《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第l版,第624页。》还深刻剖析了当时中国几个特点,这里简要综述如下:

  1.帝国主义日益中国,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如前所述,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当作一堆肥肉和羔羊,尽情地瓜分和任意地宰割,严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广大人民生活在之中。

  2.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加速了中国封建时代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生。但帝国主义、决不是也决不允许让封建落后的中国变成强大的资本主义中国。封建和封建的社会关系,仍然是当时中国经济生活和制度的主体和优势。不过,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罢了。

  3.中国的封建和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同帝国主义侵略,互相,成为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社会基础和堡垒。“宁赠友邦,勿予家奴”,“攘外必先安内”,用出家主权和人民来维系他们的利益和。

  4.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有了以铁、煤矿等产业工人为主的工人阶级队伍,并且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尽管他们的人数还不多,但代表了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民族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的夹缝中,“两重性”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形式和中坚力量,中国也不可能成为完全形式上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国家。

  走符合国情的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模式,只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于中国的具体实践,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这就是分2步走的阶段论或者叫推进论,即第一阶段、第1步,进行新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想完成而没有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实现国家的和民族的解放;第二阶段、第二步,把新主义推进到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的根本转变,建立1个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这好比一篇文章的上下两篇,只有作好上篇,才能续好下篇。新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新主义的必然趋势。在《新主义论》中指出:“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一阶段,第1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只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然而这种,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国家为目的的,而是新的、被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阶级联合的国家为目的的。因此,这种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这里的关键有两条,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一条是中国的绝对领导。离开了这两条,这个第一阶段、第1步的,就会;那个第二步、第二阶段的任务,也就难以完成了。这样,的新主义理论,既了敌人收起“主义”、“一切都包括在三义之中”的,又克服了“一次论”和“二次论”的“左”右2种倾向的干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完美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国际主义运动作出了贡献。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它是客观真理,是完全正确的。

  认真研究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①(《关于正确处理问题》,《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35页。)“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1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租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2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政党正确地决定其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人都应当注意的。①(《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l966年3月第1版,第296、297、301页。)研究矛盾运动,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其规律性,防止和克服主义和经验主义,从而制定出正确的线、军事线和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实事求是思想线的应有之意和核心内容。延安时期,党的”3宝“之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就是1个典型。

  全力抓住主要矛盾。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非始自延安,但发展、壮大、成熟于延安时期。它的提出和形成是建立在对当时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把握国内国际事物内在联系,即规律性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当时的矛盾是1种什么状况和复杂局面呢?对此,在193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

  (一)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2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1927年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造成了工农和尖锐对立,以及民族和的任务不能不由中国单独负担的局面。

  (三)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使这些矛盾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甲、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结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中立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乙、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丙、中日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的情况和政策。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战斗,发展了”九一八“后在3个条件(停止进攻根据地,保障人民的,武装人民)下和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丁、由于帝国主义范围政策和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状况而来的中阀割据和军阀内战,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赞助这种割据和内战,以便利其独占中国。若干其他帝国主义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战线和和平。中国和中国人民则以极大的努力反对内战与,争取和平与统一。

  戊、中日的发展,在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和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这就是中国要求平和统一、、改良生活以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谈判种种方针之所由来。

  (四)从1935年12月9日开始的中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至1937年2月三中全会时,告一段落。此阶段内的重大事变,是学生界、文化界、界的救亡运动,红军的进入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海和青岛的反日,英国对日政策之趋向比较的强硬,两广事变绥远战争和援绥运动,南京在中日谈判中的比较强硬的态度,西安事变,最后是南京的三中全会。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这一阶段的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在此阶段内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这一号召是基本上实现了,这就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组成上的第1个必要条件。

  (五)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和内部的变动,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今后的要求是政策的彻底转变。这就需要我们和全国人民更大地发展抗日和的运动,进1步的、推动和督促,团结内的主张和平、、抗日的,推动犹豫,排除亲日,才能达到目的。

  (六)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前一阶段和这一阶段都是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争取。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也不行。所以争取,是目前发展阶段中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①(以上各条均见《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第1版,第243至246页。)

  从中引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来。基于对当时民族间、阶级间诸矛盾的透彻、中肯、深刻和科学地分析,根据由于主要矛盾的变化其它矛盾也要随之变化的规律,我们党及时调整政策,并且提出了四项:(1)领导的陕甘宁根据地的改名为中华特区,红军改名为国民军,受南京中央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区域内,实行彻底的制度;(3)停止武力的方针;(4)停止地主的土地。1937年7月8日我们党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根据蒋介石国民消极抗战的情况,于”七.七“事变后的7月23日,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8月25日,在为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中,提出了”抗日救国10大纲领“:日本帝国主义;全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机构;抗日的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正是在中国的极力主张,积极推动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才实行抗战,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从而推动了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并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也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即第三次国内战争准备了力量,创造了条件。

  记得有个”换帽徽“的故事,说是有个红军战上在把”红五星“换成”青天白日“的时候,思想一时转不弯来。后来弄通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建立统一战线的道理后,才愉快地把帽徽换了下来。

  自主。我们党的政策,决不像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那样”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抗战的领导权和的自主权,也拱手交给蒋介石。明确指出:“这是1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的性和的保持,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是不许可的。让步是两党的让步:抛弃内战、和对外不抵抗政策;抛弃2个敌对的政策。”在总结1924年至1927年的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依现实的情况来说,离开了及其政党的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统一的国就不能成功。今天,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对于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久的时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这种情况,加重了及其政党的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是责无旁贷和的。”①(《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第l版,第249页252页)道理很简单,在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后,“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只是变为“次要的和服从的东西。”不然,就不会了解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期间,蒋介石何以要发动三次,就不能理解又何以能够粉碎他的三次。还是同志说得好:1924年至1927年从对资产阶级的领导变成资产阶级尾巴,致使遭到失败的“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

  实践证明,在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内在规律基础上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说它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也是恰如其分的。

  一贯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也非始自延安,但盛行于延安。一贯重视调查研究,早在第一次大时期,他就迈开双脚到人民群众中,到实际斗争中去调查研究,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文章。《选集》开卷第1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25年12月写出的。它回答了中国中的同盟军问题,是对当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的。《选集》中的第二篇《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是同志到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之后,于1927年3月写成的。它回答了当时党外对于农民斗争的,指出“所有各种反对农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对农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并且发出这样的呼喊:“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不过时局将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早期的这两篇文章,堪称调查研究的杰作。

  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以犀利泼辣的笔锋和深邃的思想,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这在当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前头,只有蠢人,才是他1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现在读来,依然振聋发聩。不过,那时先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是“左”倾机会主义着中央,调查研究的作风和方法,不被中央所采纳。到了延安时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任何1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①(《我们的学习》、《选集》第三卷第760页)“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的气概和实际结合起来”,②(《我们的学习》、《选集》第三卷第760页)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并且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其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③(《(农村调查)的序和跋》,《选集》第三卷第749页)“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方法。”④(《(农村调查)的序和跋》,《选集》第三卷第747页)还严肃了“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那也”,“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极坏的作风”,指出“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的作风,都还在我们党的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这种人10个有10个要失败”,“我们党吃‘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⑤(《(农村调查)的序和跋》,《选集》第三卷第749页)同时,还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成立了调查局。

  调查研究之风在延安兴起。在和的号召和推动下,中央各级党政部门领导和干部,纷纷制定探人社会、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计划。陕甘宁边区专门建立了调查研究机构;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了妇女生活调查团;中央青委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林伯渠率领陕甘宁边区考察团到富县、甘泉县调查研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中写出了一批有很高价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调查报告。1942年l月到1943年3月,张闻天身体力行,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赴陕北和晋西北神府、米脂、兴县等农村进行了长达十五个月的实地调查,写出了《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米脂县羊家沟调查》《出发归来记》等调查报告和文章。张闻天在这些文章中,满怀地总结了自己深入社会调查研究的体会。他说,这次调查“冲破了的”,“不再空谈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在切身经验上体验到同志所指出的方向的正确,决定来1个彻底的。”①(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319页)他特别强调说,,还得从做1个真正的者开始。他认为粗枝大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作风,决不是真正者的特点。指出:要做1个真正的者,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这项调查不仅促进了他本人的思想作风的进1步转变,而且为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思想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这一时期,形成了全党范围的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风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斗争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向前发展,对于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1个典型。这里,很有必要说一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献。可以这样说,这篇讲话是调查研究的精品之一,而座谈会本身,又是调查研究的1个重要方法。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个月内共开了三次,参加座谈的除当时延安的文艺名家和文艺工作者以外,还有党的领导干部,党的非党的几10个同志发言,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热烈实在。在座谈会召开之前,就听到过有关当时文艺工作的议论。座谈会期间,又单独同一些文学艺术家谈过话,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正是因为这篇讲话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它才鲜明地提出文学艺术是“为人民的”,是服务于党的“任务的”即后来人们统称的“二为”方针。《讲话》正确回答了当时文学艺术领域提出的若干问题,尤其是为什么人这样的方向方针和深入群众,了解人民,熟悉生活的问题,深刻地反映了文学艺术的客观规律。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提到了1个新水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短短几年,就涌现出1大批像《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中国文学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具有新的性质、新的特点和新的风格的作品。从而,使文学艺术成为“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锐利武器,使文学艺术队伍成为“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1个“方面军”。

  总而言之,实事求是包含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包含了的基本观点,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的高度概括,是我们战胜各种各样敌人的强宝,是无数人和者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无价之宝。我们一定要接过这个无价之宝,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

  如果说,坚定正确的方向是延安的灵魂,实事求是是延安的精髓,那么,就是延安的本质和核心。它涵概了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党的根本旨,反映了主义的崇高,是我们党凝聚力、力、战斗力、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思想基础,也是同一切非思想和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靠它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夺取了全国的胜利。今后,也只有永远的这个根本旨,才能永不变质,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面对日本侵略的和军队的包围,陕甘宁边区财政极度困难,粮弹极度匮乏,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表现出了极高的思想,他们省吃俭用、节衣缩食,为、八军提供了的援助。在《抗日时期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的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陕甘宁边区虽然是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的后方,但是,地广人稀,只有15O万人口,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同志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战胜面临的困难,曾先后发表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运动》和《组织起来》等文章,及时提出了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他号召一切机关、学校和部队,必须在战争条件下实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植业。广泛开展大搞生产运动,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克服经济和财政遇到的困难。当时,党、军、政、学、工、民,从上至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等领导同志,也带头开荒种菜,有自己的“责任田”。同志还曾被机关评为纺线能手。中央警卫团也派出一支小分队,到安塞县的山区砍柴烧炭。战士张思德就是在执行烧炭任务时,因炭窑崩塌为抢救战友而的。

  张思德同志是四川仪陇人,是同志的同乡。1933年参加红军,经历过长征,并多次立功,负过伤,是个非常英勇的战士,中员。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同志不幸。9月8日,中央社会部在的住地--枣园机关的沟口,为张思德同志举行大会。同志亲赴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这篇讲话,以《》为题,刊发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同时,也以此为题转发到了全国和世界。这篇《》的讲话,不仅在延安,在各抗日根据地,而且在国统区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惊天震地的反响。

  其实,“”的思想,并非始于此,在这以前就已经形成、并提了出来。“”这个思想,是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思想,在战争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从根本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我们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具体地说,它又是在、继承孔孟观的基础上提出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里提出:“没有任何同整个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原则,用以塑造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同的关系方面,说明了是利益的代表和的基本党性原则。进而从与其他工人政党的区别方面,更深刻更广泛地阐明了的党性特点。提出“”,并把“”作为中国的旨,比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不仅准确、鲜明,而且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因此,也就更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同志提出的,是在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并使这一命题到了思想建设的最高境界。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五子之歌》提出的“民为邦本”,孔子的反对害民,主张取信于民;孟子的保民仁民,民贵君轻等传统民本意识,直至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生”等等。1939年2月20日晚上,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谈到陈伯达的文章《孔子的哲学思想》时,写道:“关于孔子的论,应给以的观察,加以更多的,以便与的观(在这方面最喜欢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理论)即是不根据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者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人民,勇于封建制度,而不勇于的。”这是在同志的著作中能见到的最早关于“”的论述。同志在这里从的观角度提出了“”。

  是同志一贯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读一读同志的著作,如《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纪念白求恩》、《<人>发刊词》、《论联合》等等文章,就会发现或深刻地感同志的思想是一贯的,论述是越来越透彻的。

  同志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和。

  张思德是队伍中的一位普通战士,为什么他的死会引起和的极大关注?诚然,张思德确实是一位好同志,把生让给了同志,把死留给了自己。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出于对实践和党的思想建设的长期思考,而形成的的思想,通过张思德这个典型,鲜明地、形象地传递和到全党全军和全体的人民群众中去。因为这个思想是中国和人民军队旨的根本体现,是保持和人民军队比质的根本要求,同样,也是赖以、发展和取得最后胜利的基础。

  在《》这篇著名的中,开名指出:“我们的和领导的八军、新四军是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1个同志。”又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卖力,替剥削人民和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要的。”

  在庄严肃穆的会的上,响亮地回答了千百万人在,在寻找,在思考的1个重大问题,即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从张思德的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从一名普通战士的中,不仅阐述了和领导的军队是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而且,把的思想作为伦理思想、哲学的核心,全面而正确地回答了怎样对待个人与社会相互利益关系的这样1个根本的意识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观点出发,又把的思想推展到了人和者应具备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观和观,使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伦理思想,作为原则和行为规范,成为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社会意识。如果再深入研究一下,的阶级实质,就是动员、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因素,为了1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这就是说,和领导的军队、的人民要把实现主义作为毕生的追求,在为实现伟大的事业中,在为主义战斗中,奉献,艰苦奋斗,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1945年4月24日,在《论联合》一文中,再次重申了的思想,而且,把的思想提高和扩大到1个新的高度和更加广阔的境界。他说:“全心全意地,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在这里,精辟地讲述了全心全意的理论,要求全党务必做到3个“一”:“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3个“一”的论述,把拓展到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各个部门,引申扩大到整个党的党风问题,党的干部的作风问题。

  从上述可以看出,“为人为服务”的思想在的发展和实践中,不仅成了和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根本旨,而且逐步形成了对队伍中的知识的根本要求,成为了对执政党党风的根本要求。

  (一),要树立远大的理想。人为什么活着?这是每个人必须回答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上,是经历了1个由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过程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叫拜过孔夫子,后信马列的。正是这个“信马列”,同志方找到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确立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和是阶级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以及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而人民是的主体。我们全心全意,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完美至善,而是为了阶级的、民族的、人类的解放。从这里可以看出,同志超越了,实现了从以为本位到以人民为本位的跃进,从身心完善超凡的人生价值理想,跃越到了为阶级的、民族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解放为本位而艰苦奋斗的人生价值的理想。这个飞跃就明确地回答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1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同志仅以“”5个字就概括了者世界观、人生观的实题。学习白求恩“毫无自利”的,做“1个的人,1个纯粹的人,1个有的人,1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1个有利益人民的人。”同志在《纪念白求恩》这篇著作中,就鲜明而生动地回答了做1个什么样的人的严肃问题。

  中国知识的理想,也应当从传统的忧国忧民、救世济民,到伦理价值与知识价值的有机统一,红与专的有机统一,内在完善与外部超越的统一。一句话,爱国,振兴中华,全心全意地,是先进知识应树立的理想和最高追求。

  (二),要树立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说过,世界上只有2种知识:1种是书本知识;1种是实践知识。有了书本知识的人,还要学习实践知识。在哪里学习实践知识呢?就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拜人民群众为师,向他们学习。在《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为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知识的人,写过一幅对子,画了一幅肖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还说,要解决“根底浅”、“腹中空”的问题,就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的实践知识。“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史,还要懂得中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把那些只研究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称为“夸夸其谈,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的满天飞的“饮差大臣”。他反复强调,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月,更重要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为解决中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从中找出立场、找出观点,找出方法来。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矢”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人所以找这个“矢”,就是为了射中国这个“的”。我们所以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就是要解决“头重脚轻根底浅”和“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书生气”问题。

  在如何向人民群众学习的问题上,曾提出1个公式:“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在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态度上,要求向群众学习就要放下架子,拜群众为师,从思想和行动上,要解决“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拜人民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上,从之始,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而且还让自己的长子毛岸英,1946年3月从苏联学成回国之后,就去延安的吴家庄,拜劳动模范吴满有为师,上“劳动大学”。使毛岸英不仅学到了生产知识和技能,尤其增强了同人民群众的感情,坚定了的信心。

  (三),就要奉献,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诚然,延安时期,干部队伍中也有个人主义和犯罪现象,但整休说来,为人民而工作,为人民而战斗,为人们而学习,为人民而吃苦,以致为人民而流血、而赴死,已经成为当时中国人和党领导下的战士的自觉行动,成为人民群众的崇高品德和社会风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困难抡在肩,方便留别人,好事,层出不穷。白求恩同志就是其中最优秀的1个代表。

  诺尔曼.白求恩,是员,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他放弃在本国的名利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生活最艰苦、工作最紧张,生命最的抗日前线--晋察冀边区,用他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精湛的医术,为抗日的中民服务,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八军战士。“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他视伤员如手足,待百姓如父母,工作高标准、生活低水平,医术精益求精,讲究实效,不尚空谈,勇于创新,把整个身心都用在了事业上,把一分一秒都用到了工作上,不停地思考,不停地行动,到了完全忘我的程度,即使病重垂危之时,他依然“十分惦念的是前方流血的战士”,“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做贡献‘、临终前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努力吧,向着伟大的开辟前进的事业”。他认为,医生是为伤病员而活着,员是为主义而斗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校校长的江一真同志这样形容白求恩:“他的确和旧世界、念、旧传统势不两立,他身上永远充满创造的活力,他一生都在追求、探索,为创造美好的社会而献身,他的生命象烈火一样燃烧”。吕正操将军则说:“他是为工作而活着,又为工作而死去的。”白求恩不愧为“红与专结合的典范,的楷模”。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人不是禁欲主义者,而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不是不讲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溶于人民利益之中。当着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人民的利益;当着人民利益需要个人利益的时候,就勇敢地作出个人利益的,哪怕是鲜血和生命。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与资产阶级把个人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个人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人反对、摒弃个人主义,服务和谋利益于人民。

  (四),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因为我们是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同志践言躬行,以身示范。1941年6月3日,天下大雨,陕甘宁边区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1个响雷穿入会议室,延川县代县长遭雷击当场身亡。事后,北岗村民吴兰花因基层干部要征她的口粮,她不愿给,性急之下,脱口,“打雷,怎么不把劈死!”因此,吴兰花被有关部门当抓了起来。同志得知此事之后,立即把吴兰花请到枣园,亲自和她谈话。当吴兰花说出,征粮过多,造民负担过重,吃粮十分困难时,十分难过,认为这是我们的工作有失误,并表扬吴兰花“是敢说真话的人”。不仅有关部门无条件的放人,而且1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和采纳李鼎铭先生而实行的“精兵简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不仅解决了党、政、军、学的吃粮问题,而且推动了边区生产的发展,改善了边区人民的生活,进1步加深了干部和人民之间的鱼水之情。

  同志处处站在人民一边,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想问题、办事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要求员、干部,军队官兵为人民的利益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在同志的带头、下,培养出了1大批胸怀,不以自己的为标准,并能开展与,品德的人。他经常说:“只要我们为人的利益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②(《》《选集》第三卷第905、906页)

  (五),就要有铁的纪律。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线的,是群众利益,实践思想的行为规范。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为了群众利益,实践,延安时期,除了强有力的工作、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增强执行的自觉性以外,还制定了相应的纪律和法规。除脍炙人口的《3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外,还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时期施政纲领》和一系列的廉政制度和措施,首次提出“发扬艰苦奋斗,厉行廉洁,,铲除鸦片赌博”的边区4大廉政旗帜;了“执行人志”、“民的”、“建设1个、廉洁的为人民谋利益的”,这样1个体现根本旨的大政方针;先后颁布了2个《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贪污500元以上者处死,50元以下者撤职的犯罪量刑和惩治标准。并且,执法如山,不徇私情。黄克功和肖家壁2个红军干部,就是典型。

  黄克功,自小参加,曾跟随参加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历经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0月3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他已经是1个战功累累,年轻有为(二十多岁)的红军将领了。1937年,因恋爱对象刘茜(城市来延安女青年)另有所爱,他逼婚不成,盛怒之下,将刘茜。如何处理黄克功?当时,形成了2种相持不下的不同意见。以老同志为主,认为黄自恃功劳,法纪,理应;以青年为主,认为国难当头,良将难求,让黄戴罪立功。时任边区最高法院院长雷经天和黄克功本人,也都给写了信。1个主张,1个请求免其一死。十分爱惜人才,尤其对身经百战的年轻将才,更是钟爱异常。但是,为了严明法纪,教育全军全党,经过认真考虑和中央会议讨论,决心处黄以极刑。在给雷经天的信中是这样写的:“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1个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的,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者,并无以教育做1个普通的人。”进而指出:“正因为他是1个多年的员,是1个多年的红军,所以木能不这样办。与红军,对于自己的与红军的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了黄克功,既教育了干部,又了黄在区内外国内外造成的不良影响。

  功臣肖家壁,一生已不记得打过多少仗,只知身上的伤疤有80多个。热爱人民,更热爱自己的干部。当他得知肖家壁营养不良之后,立即将自己每日可领半斤牛奶的取奶证,转交给肖家壁。但是,当肖家壁居功自傲,只嫌“帽”小,不但不服从组织分配;反而利用边区贸易局副局长的职权之便,经营私人生意,个人赚取大钱,还私吞税款,进行贪污,共计3050元。边区林伯渠,征询对肖的处理意见时,斩钉截铁地说:“还记得1937年黄克功吧?”“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院的判决。”肖家壁被枪决后,震动极大,陕甘宁边区一度滋生起来的贪污之风,迅速得到了平抑,边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切地感受到了党的反决心,极大的增添了和生产的热情和干劲。

  是党的性质任务决定的,是同志毕生的追求。纪律是完成党的历史必不可少的强制措施和规范,尽管它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之上的。深有体会地说,这句话好说,如果不是在嘴巴上说说,而且真正切实作到,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他每个同志经常在执行一项工作任务之后,关起门来,平气,一下,是半心半意呢,还是三心二意呢?他强调说:“,不能是半心半意,不能是三心二意,一定要全心全意。”

  总之,全心全意,是同志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高度概括,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战争年代,我们靠它夺得了天下,今天在的条件下,对每个员、每个国家干部和致力于的知识青年,走好自己的人生道,仍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艰苦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是延安的根本内容之一,也是延安的主要标志。艰苦奋斗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从广泛的意义上讲,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指人类在认识自然,自然,创建基业,开拓前进,寻求的斗争中依靠自身和群体的力量,排除万难,英勇斗争所具有的的意志和风貌。就其实质上讲,艰苦奋斗是1种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告诉我们,艰苦奋斗不仅只是停留在意识层面上的1个简单概念,而且还应是在客观物质运动中的实践。“艰苦”指的是我们所处的外在,是1种客观的存在,有着很强的物质性。“奋斗”指的是人的内在思想意识,是1种主观,换句话说,艰苦的要求我们必须具备奋斗的风貌,我们不应被“艰苦”所,而应“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反过来说,“艰苦”又是意识中的东西,是主观对客观的1种认知,而“奋斗”则是实践主体根据各自的认知在这种客观存在中的行动实践。在“艰苦”和“奋斗”之间,“奋斗”更应是重点,离开了“奋斗”而空谈“艰苦”则没有了什么意义。提到艰苦奋斗,我们往往不由想到“自力更生”。是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向来就似孪生兄弟,有着很强的内在逻辑性与默契的统一关系,只是人类在认识他们的时候曾经没有认识到,或者说是没有把二者的关系在哲学上给出具体的阐释罢了。

  艰苦奋斗的,并不是我们近代才培育出的1种新型的类型。其实在人类创造文明的漫漫历史中,一直是在实践着艰苦奋斗的。只是在民长期同国内外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我们才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哲学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的。因此,这一时期也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表现的最鲜明、最充分的时期。靠着这种伟大的支撑,中国领导的人民得以度过了最艰苦的阶段,并最终取得了的胜利。艰苦奋斗也成为了我们永远的宝贵财富。

  人类发展之本。那么在历史上,艰苦奋斗到底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追溯历史,简单总结便不难发现,人类本身的不断进化,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马克思说过,劳动创造了人类。那时所指的劳动,就是类人猿为了适应当时的同自然界的必要手段,本身就是最原始最本能的艰苦奋斗表现形式之一。远古时代,原始人为了,不得不以最简陋的工具围猎捕食,与凶猛的野兽搏斗,以树叶岩洞遮风蔽寒,刀耕火种,茹毛饮血。自从发现天然火,原始人才知道火的伟大作用,于是钻木取火,用火烤煮食物,至此,人类文明出现了1大进步。应该说,类人猿从前肢离地,到利用、制造简单的工具,再到逐渐成熟直至完全变为人,亿万年的演变史就是人类挣扎、顽强奋斗的史。人类本身正是靠着在最原始最艰苦的中迸发出的本能的和奋斗意识,创造出了自身,并且在此基础上继续依靠这种奋斗为指导,不断发展和进步,进而推动了历史文明的进程和社会前进的滚滚车轮。

  民族之魂。中华民族作为人类民族之林中的优秀一枝,历来以勤劳、朴素、勇敢、智慧著称于世。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洋洋文明史中,炎黄子孙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历难斗险,顽强不辍,,繁衍生息,创造了无比辉煌的古代文明。古代传说中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寓意非常的故事,无不说明着中华民族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源渊。大禹治水历十三年,三过而不入的故事尤是典型。相传,在陕北延川有个小部落,部落长叫鲧,他的儿子叫禹,是黄帝的玄孙。在尧的时代,发生了一场的水害,洪水,泛滥,人民深受其苦。尧派禹的爸爸治水,21年无果。尧死后舜得禅让继位,派禹继续根治洪水。他接受爸爸失败的教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万千艰辛中摸索出了疏通河道、修渠引水、排除积涝的根治方法,终于治服了洪水。治水中,禹三过而不入,连妻子生孩子也没回去看一眼,只累得大腿没了肉,小腿磨得没了毛。试想,凭借当时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工具,如果没有十足的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做保障,禹和他的们何以战胜洪水呢?所以,大禹治水的故事足可体现出我们的始祖为了与大自然斗争而的奋斗,同时也说明了禹为了大家的利益公而忘私、拼搏奉献的可贵品质。

  当然,不论是黄帝、禹,还是愚公、精卫等都是传说中的人物和事件,无法具体考证,但在这些古代传说中却沉淀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折射着中华儿女艰苦奋斗的光华。他们早已被看作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的象征。到了有史文明以来,炎黄子孙不畏、不折不挠、、艰苦奋斗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苏武牧羊,啮雪食草,“与旃毛并咽之”;张骞出使西域,不畏万难,含辛茹苦;玄奘为取,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终成;鉴真东渡,战惊涛,劈骇浪,而;郑和七下西洋,前后28年,纵横10万海里;李时珍写《本草纲目》,遍尝百草,九死一生;谭嗣同变法,笑看横刀,“去留肝胆两昆仑”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事迹,不过是在历史浩淼的海洋中随手捻来的几朵浪花而已。但俗话说的好,“露珠虽小,却能折射太阳的光华”,这些感人事例都告诉了我们1个千古真理--“,玉汝于成”。其实,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有活生生的历史事例,还有经几千年历史砺练而倍加璀璨的许多名言警句,这些名言警句既是今天我们行为的座右铭,又是古人艰苦奋斗实践的佐证。比如,“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恍患,死于安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等等。

  除此,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思想也无不体现出艰苦奋斗的痕迹。马克思曾说过,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是时代的精华,人民最珍贵、最精致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所以,在哲学思想领域,也能体现中华民族的勤俭思想和奋斗意识。这突出表现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代。从当时各哲学门派的理论基石探究,艰苦奋斗思想正是其理论基石的构成之一。比如说,中国封建思想的主流--思想,它的基本就是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奋斗意识和“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使与人”的。孔子重“刚”,他对生活的态度就是“为之不厌”、“发愤忘食,乐而忘忧”①。《象传》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赞扬“刚健笃实辉光”。孟子的经典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服,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更是对艰苦奋斗的含义给出了那个时代最为具体形象的解释。

  如果说思想代表了上层社会的话,那么墨家思想则是古代的1种大众哲学,反映的是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的追求与支柱。这种思想的主要观点有:一、赖力,认为劳动是人类的基础,“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②二、发奋图强,认为“强必富,不强则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①三、节俭。俭是墨家的1大特色,也是劳动人民的本色。热爱劳动必然主张节约。墨子本人和们一起“以裘褐为衣,以趾履为服。”以身作则,处处时时践守着俭朴的原则。

  另外,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所追求的是“天性”。“同乎无欲,是谓素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思想,使得“俭”成为三宝之一。除此,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如,而莫之能行”的“以柔克刚”“棉里裹铁”的人格追求,所表现的也是那种奋斗和以弱胜强的必胜。

  由此可知,在中国的传统哲学文化中,熔铸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和劳动人民的主体思想,艰苦奋斗作为民族的深刻内涵之一,同样蕴涵其中。历史上记载下的不计其数的感人事迹和种种传统美德,无不在告诉我们1个颠朴不破的事实,那就是艰苦的造就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俭朴的思想品德;奋斗的使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这种品德和世代相传,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遗产,也为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坚强基石。

  中国的艰巨性。中国领导的新主义是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下展开的一场伟大的社会,目标是建立的文明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又最艰巨、最困难的。客观具体的现实决定了中国领导的力量,不仅面临着人类发展历史和民族发展历史所共有的困难;而且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相互起来的,其程度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没有的,也是今人想象不到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工农群众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下,变得日益贫困,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与不程度世界少见。在这种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也就注定要经历异常艰苦的斗争。从太平农动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再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领导的等,一系列的运动都是国人为寻找出、救国救民而艰苦探索的过程。中国人民在与封建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折不扣地体现出了中华民族抵抗侵略、不怕困难、顽强不屈的。但都因为未能一条正确的道而以失败告终。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但尽管如此,相对几千年形成的的封建主义和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的力量在一时间还显得很弱小。加之人民群众的还很低,他们在长时间剥削下已变得无所适从,一盘散沙。所以在这种客观历史背景下开展一场以新的先进的取代旧的落后的的运动,就必然要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绝对想不到的巨大。这就要求时刻拥有克服万难,敢于胜利的坚强,作好在漫长的艰苦的道上进行艰苦而又复杂的斗争的准备。所以,艰苦奋斗在中国中的出现,非是人为的,而是中国规律使然,是历史的选择,客观的实际决定了必须要用艰苦奋斗作指导。

  中国的艰苦奋斗作风是在地继承中华民族勤俭朴素、自强不息的优秀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在漫长的中国的中特别是新主义以来不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回顾中国领导的史我们可知,中国自创立便是由一艰苦中走来的。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线,导致了第一次大失败,使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力量遭受到了沉重打击。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线的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工农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战略大转移,力量再遭极大损失。给本已艰苦的斗争雪上加霜。作为党和中国发展史上的伟大转折点,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开始成熟,开始了自主,自力更生搞的新时期。

  艰苦奋斗的作风,不仅成功指导了中国,而且为中华民族的民族也注入新鲜的血液。对于中国来说,在战争的不同阶段,艰苦奋斗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目标和途径。但不论怎样,纵观整个和建设时期,艰苦奋斗的实质是不变的,不论在哪个阶段,艰苦奋斗的都是1个显著的特点。这在延安时期得到了最鲜明最充分地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然也就成了延安的根本内容和主要标志。

  延安的特殊。1937年1月13日由保安迁往延安。延安的特殊的地理和特殊的地位,使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自主,自立更生的方针。这一时期正是由土地战争转向抗日战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并不是一味地屈同,而是既联合又斗争,自主,自力更生。正如指出的那样“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外援,但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①在此基础上,党领导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正确策略,和国内外一切敌人展开了殊死博斗。

  说起“艰苦奋斗”并不是简单的一句话的事,而是需要莫大的奋斗勇气和的奉献的。正是因为中国是全心全意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所以艰苦奋斗在中国和由她领导的中国身上才得以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么当时的艰苦到底是怎样1种程度呢?从当时延安的实际情况来看,地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地少人稀,经济非常落后,特殊的和僻远的地理使其得到的国际援助极为有限;国内其它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处于贫困偏僻的地区和农村,四面受敌(不是日伪军,就是蒋军),不仅不能援助陕甘宁根据地,而且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央的所在地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于1种领导地位,是战略总后方,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得它又不得不承担着巨大而又必不可少的抗日经费的供给,不得不承担起中央机关和边区的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正如中央曾指出过的那样,“边区财政经济最本质的问题,是保障脱离生产人员的生活、军费与必要事业的经费;经济建设的任务是保障供给,爱惜民力,培养财源,加强边区的自给能力,能渡过抗战的财政困难。”有资料显示,当时边区非生产人员经常保持在7万人左右,最多时达13万人,加上8666匹公用牲口的消耗,边区人们负担着的不脱产人数超过了总人数的10%。这个负担是远非群众所能承受的。

  另一方面,延安边区水源不足,交通不便,经济十分落后。抗战前旧治二十三个县中,有不少的县真正财政收入不足每月仅360元的财政开支,仍需省方协助。更严重的是1939年后,的政策改变,不但停发抗日经费,而且还加紧了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从1940年9月开始,在边区周围修筑了五道保垒线,仅东起宜川西至的2000华里间,就筑起了9200多个碉堡。真是“垒筑山变色,丁抽难行”。后来有人回忆,1940年和1941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在这种异常的经济困难面前,单靠群众负担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本色的生动体现。在此种景况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的图谋,消极抗日、积极而实行的,怎么办呢?这是当时摆在中国面前的1个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在大生产运动动员大会上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他在考察了人类就是依靠自己动手而活下来的历史后鲜明指出:我们是相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此后,1个轰轰烈烈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运动在边区及敌后各根据地就开展起来了。

  当时,边区的生产工具,技术等不仅稀缺而且十分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就成了发展生产经济的决定条件。军队由于其组织纪律性强,又是劳动力集中的集团,加之基本安定,所以在公管经济中,抓好军队的生产就显得十分重要。自然,驻防边区的留守兵团就成为了大生产运动中的主力军。其中120师359旅执行“屯田政策”,开发南泥湾便是实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之一。

  1941年底,359旅官兵以“一把撅头一支枪,生产自给”的雄心壮志,高唱“开荒好似上火线,要使陕北出江南”的战歌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到达后,迎接战士们的不是鲜花,不是美酒,而是1个又1个的困难和。没有住的地方,就搭草棚,挖窑洞;粮食不够吃,就用野菜野果充饥;工具短缺,就到处搜集废铁等原料自己打造简易工具;学习没有纸,就用沙盘练字或用桦树皮代替……在人们想都不可能想到的1个个困难面前,官兵们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毫不气馁,艰苦奋斗。大家齐唱:“南泥湾好风光,红红的太阳照山岗,战士不怕苦,扛起镢头上山岭,开荒生产反,气死鬼子和老蒋。”就这样凭着为民族为国家为敢于战天斗地的豪气和奋斗,359旅的英雄们硬是用歌声了这块沉睡的土地,用双手劈开了片片荆棘,用汗水浇灌出了万亩良田。1943年9月的金秋时节等领导人亲临南泥湾视察,看到喜人的丰收景象,高兴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象,他们连棉花都靠外国人。1944年,359旅再接再厉,掀起了更大的生产,同时白手起家办工业、运输业、商业,成绩十分可观。生产间隙,战士们苦学文化,加强军事训练,实现了生产、学习、练兵三丰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遍地开花。

  延安大生产运动只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具体体现。实际上这种体现反映在各个方面,渗透贯穿于为抗战胜利而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中的。

  如体现在军事上,就是不依赖所有的几百万军队,把抗日立足点放在发展壮大人民武装上,制定持久的战略总方针,靠艰苦的人民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发扬“蚂蚁啃骨头”、“愚公移山”的,在抗战的舞台上出演了威武雄壮的一幕。称其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惊天动地的伟业”。

  体现在组织上,就是为解决急需的大批军政干部问题,不靠国际派遣,不要蒋介石委任,而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延安创办了二十多所“窑洞大学”,培养了几十万名德才兼备的干部,靠他们支撑起了整个抗日大厦,夺得了胜利。

  体现在上,就是没有因为自己力量的暂时弱小,而处处看的脸色行事,把重点放在人民群众身上,壮大人民的力量,自主,顽强拼搏,英勇抗战。

  体现在思想上,就是为打碎主义的,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实现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的相结合,提高党在上的成熟度,在认识中国特点和规律上,尽快完成了由必然王国向王国的。

  正因为我们在一切领域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使真正成为了抗日战争的坚强领导核心,人民军队成为了战胜日寇的主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了夺取胜利的可靠战略。抗日战争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艰苦奋斗的伟大作用,换句话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艰苦奋斗的胜利。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支撑,敌人不会被,不会取得成功,这是一条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

  中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在过程中,有着无数的,客观实际要求全体中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排除万难、艰苦奋斗。延安时期及我军的困难,只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同作斗争的巨大困难中的一部分。但就这一部分,足可以充分反映出中国的异常艰辛。为率领大家艰苦奋斗共度,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其中,中央和边区各级领导人,既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参加者实践者。虽然领导人身份和所处的地位有着很强的特殊性,使得他们肩负着为新主义的航船过激流,绕险滩,到达胜利彼岸的重任,但是,他们从不对自己特殊照顾,而是更加高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时时处处把自己等同于1个一般的战士,一起过极其艰苦的生活,一起参加生产劳动。说明这已经不仅仅只是一般性质上的号召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而是要求必须把艰苦奋斗作为1种优良作风深深地溶于流淌着的血液里,以至永远保留下去。他们认真读书,勤于思考,思想艰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组织发动群众,作风艰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操劳,工作艰苦。不管是在制定有关的重大方针政策,研究作战计划,起草文件,撰写文章的时候,还是在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参加生产劳动的时候,时刻不忘自己是这支艰苦奋斗的大军中真正的一员。他们心地扑在事业上,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践行艰苦奋斗,为全体军民树起了不灭的榜样。

  中央机关在分配开荒任务时,开始没有考虑,因为毕竟1个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他太忙了。知道后却说:大生产是的号召,边区的决定,人人都应该参加,我怎么可以置身于运动之外,袖手旁观呢?他的意见被采纳了,只是因为他实在不能走得太远,便在他居住的杨家岭的山脚下分了一块地。地虽不多,但靠近河沟,地板硬,石头多。他工作之余就扛起镢头去垦挖。地整好了,又种上辣椒;西红柿、土豆、南瓜等蔬菜。由于他的精耕细作,菜长得格外好,除了自己吃以外,还送给周围的同志。1942年6月,还托苏联机组的同志送给斯大林一袋亲手种的红辣椒,以表示对苏联送来医务人员和皮大衣、皮靴、毛毯等礼物的谢意。当然生产劳动外,更肩负着中国的。为思考运动规律、撰写马克思主义著作,夜已经很深了居住的窑洞里仍跳动着微弱的灯光。不知道是第多少个这样的夜晚了,也不知谁能算的出在这样的夜里和他亲爱的战友们熬干了多少灯油,耗费了多少心血。抗战初期,在中国以至队伍里,出现了抗日“速胜论”和“论”2种错误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为给中国指明方向,当时“速胜论”和“论”,打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次,阐明中国抗日战争持久作战的战略,这篇稿也就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论持久战》。为了尽早把这篇稿写出来,整整很长1个时期,毛除了思考就是奋笔疾书,几乎没睡1个完整觉,累得满眼都布满了血丝。周围的同志们心疼的身体,知道劝他休息是不可能的,怕晚上气温低患上感冒,就在他的脚旁生了盆木炭火,但由于只顾埋头写作,半夜不知不觉把棉鞋给烤着了。人终究不是铁打钢铸的,毛最终累倒了,医生不得以只好他休息。可他只躺了一天,忍不住又挣扎着坐在了桌前,聚精会神地写了起来。今天,我们重温《论持久战》这篇伟大而不朽的著作时,能否体味出其中的艰辛呢?要问在延安的土窑洞里、煤油灯下到底为起草了多少份决定中国命运的文件,撰写了多少篇马克思主义著作,发出了多少及时重要的电报、,至今也没有个精确的统计,甚至是再也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了。但就《选集》1--4卷的158篇文章中,在延安时期写的就有112篇,在延安居住时写的就有92篇。一字字、一句句都是他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耗尽无数脑汁、心血、汗水的结晶。作为中国党和的最高领导人,尽管对中国和中国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特殊人物看待。一生中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几乎没有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难怪一位外国记者在参观完住处的陈设后感慨称万千地说: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从南方带来的一顶蚊帐了。

  1940年5月,总司令从晋东南抗日前线返回延安后,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领导边区的经济建设上。他亲自勘察南泥湾,命令八军120师359旅开赴南泥湾,执行“屯田政策”。此外,他还经常深入工厂、田间,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生产。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成了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的楷模。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中说,他在“总司令部里的灯光下工作到深夜,可是每到早晨,又看见他像农民一样,下地干活”。1941年春,由杨家岭移住军委和总部驻地王家坪后,曾与勤务员组织了1个生产小组,在门前不远处开垦了三亩地,种了十余种蔬菜。因为他出身农民家庭,知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道理,早上一起床,就提上筐子到大上去拾粪。就连什么时节该种什么,怎样种,如何管理,他都清清楚楚,也安排得井井有条。所以他种出的菜格外馋人,人们亲切的称他的菜地为“小南泥湾”。遇节假日,回到延安的同志都喜欢到朱总司令家里打牙祭,既看望了老又尝了鲜,一举两得。朱总司令曾说过:“’勤‘就是要多方面增产。凡家庭中稍有时间的就必须让他们参加一定的劳动,大的如参加农业生产,小的如搞副业生产,饲养家畜、家禽,以及必要的家务劳动等。’俭‘就是要多方面节约。在衣、食、住、行以及日用等方面,无论是现金和物资,凡是可以不花的,就尽量不花;凡是可以少用的,就尽量少用,节省下来的现金和物资都应当储备起来。”①虽然总司令位高功大,但他功高不自居,德高不自显,位高不,慈祥、平易近人,和战士们在一起时,除了年纪大一些外,再没什么区别。有位外国记者曾激动地这样评价过,如果总司令从上走下来,几分钟后,你就再也无法分辨出哪个是总司令了。也曾有诗这样描绘过总司令,“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练一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这就是总司令的真实写照,毫无半点的夸张。

  经常工作在大后方--重庆,生活十分艰苦,他对每一项开支都卡的很严,绝不乱花一分钱。当时他每月的伙食费只有10元,这在物价一日三涨的重庆只能常常吃发霉的米饭。为了照顾他的身体,食堂专门开会,决定为他中午增加一小碟炒榨菜,第一天实行便被他给否定了。他教育工作人员说:“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本色,延安的同志都还在吃窝窝头哩!”因为当时在重庆他任军政部副部长,每月有几百元的薪金,但每月他都只留5元的津贴,其余的全部缴纳党费。生活过的是如此清苦,但在百忙中他还组织南方局和八军办事处的同志们种菜、养猪。每次回延安向汇报工作后,也都抽出时间参加生产劳动。鉴于右臂曾骨折过,使不上劲,就摇起了纺线车。因为纺的线又匀又细,还被评为了“纺线能手”。

  1940年3月,任弼时从国际回到延安后,主管西北局、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工作,是领导核心直接指导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他认为:对经济建设工作“需要有远大的眼光,长期的计划”,“少说空话,多做实事”。由于他重视技术,培养干部,工作作风细致严密,在最困难的1941年中,边区建立了许多自给性的工业。四万多的军队、两万多机关干部和学生,开荒种地,养猪烧炭,人人订计划,个个有任务,使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农工商业都得到很好的发展。但对任弼时本人来说,由于两次的生涯严重损坏了他健康,再加上操劳过度,使他积劳成疾,身体极其虚弱。一度,不得不中断他的工作,“”他由枣园搬到斜对面的侯家沟去静养。可是在养病中,他仍不能“”,常常趁警卫战士不注意时,偷偷溜出去深入群众,了解生产,为当地群众排忧解难。或者就根据自身实际上山给变工队送饭,要不就在院里掰玉米,剪谷穗,一刻也不得闲。如果出不了院子,就摇起纺车纺线。在处机关里,他的纺线质量最高。就连“纺线能手”总理1973年6月重返延安时还说:“任弼时同志的线纺得比我好”。为此,同志们在生活会上他不守纪律,犯小,甚至还向告过状,可任弼时对自己这个“毛病”,常常是虚心接爱,诚恳检讨,就是改动不大。难怪称他是“骆驼”,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每日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而艰苦的道,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被誉为“有创造”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的张闻天等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是在以身作则,艰苦奋斗,与普通战士一起同甘共苦,相濡与共,以普通的身份过着清贫生活,参加着生产劳动。诚然,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感人事迹,只不过是老一辈家们一生艰苦奋斗作风的一点儿小写照,如果把他们的每一件感人事迹比做是一颗耀眼的星辰的话,那么他们每1个人的所有艰苦奋斗的事迹合在一起就是灿烂星河,数也数不清。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以为首的老一辈家的模范行动,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在他们的带动下,边区的生产热潮一浪高过一浪。靠着这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支撑,伟大的中国度过了最为艰苦的阶段,取得了的胜利,艰苦奋斗相应的也就成了延安的内涵和标志之一。

  艰苦奋斗是人类文明进程的1个基本动力点,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根本保障。如果没有了艰苦奋斗的支持,人类前进的步伐也就只能停而不前,甚至说人类就没有了的保障。人类如此,具体到我们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或者是每个自然人也是这样。人类因艰苦奋斗而变得更加文明,社会因艰苦奋斗而变得更加美好,生活因艰苦奋斗而变得更加幸福,工作因有了艰苦奋斗而更添力量。

  今天,我们党正带领全国人民奋发图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各种条件从表面上看比战争时期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就其实质来讲,“我们取得的成绩只是在伟大征途上迈出的1步”,我们面临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仍然需要继续发扬,这是客观必须,容不得半点马虎。在中国胜利的前夜,提出了“2个务必”,远瞩地向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敲响艰苦奋斗的警钟。同志也一再全党,“中国搞4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1个艰苦奋斗的过程。”①曾强调:“我们党和军队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过去干需要艰苦奋斗,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靠艰苦奋斗”②2002年l月6日,总在西柏坡学习参观时,又一次向全党发出号召,一定要牢记“2个务必”,牢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他说:“现在,目标已经确定,蓝图已经绘就。要实现宏伟目标,把蓝图变成美好的现实,就需要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他指出:“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1个没有艰苦奋斗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1个没有艰苦奋斗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1个没有艰苦奋斗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党的几代领导核心关于艰苦奋斗的论述,语重心长、寓意深刻,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定要认真领会,切实贯彻,沿着党的正确道,继续艰苦奋斗,继续勇敢前进。

  1、深刻认识艰苦奋斗的重要性,关键是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牢记全心全意的旨,心中装着人民群众,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3、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全面贯彻“3个代表”重要思想,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4、牢固树立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自觉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加强党性锻炼。

  作为新时期、新世纪的高素质人才,我们更应懂得现阶段艰苦奋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应理解艰苦奋斗的现实意义,从而指导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心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中去。这里我们不妨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社会如同大海,我们每个人就好似在海洋中的一叶小舟,为了前进到达胜利的彼岸,就需要艰苦奋斗这把给我们掌舵添力的桨,只要我们不停地摇动艰苦奋斗的船桨,不论在途中遇到什么样的恶风浊浪或暗礁险滩,都不可能前进的脚步。正如有句话说的好,“困难象弹簧,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这里的“强”和“弱”就是能不能艰苦奋斗,能不能在各种困难面前保持住迎难而上的状态。应该说,我们大家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再到现在的研究生,就是一艰苦奋斗奋发学习而走来的。同理,在我们未来的旅途中更需要继续奋斗下去,时刻不忘艰苦奋斗。其实,今天我们讲艰苦奋斗,并不是说要再过有些人认为的“苦行僧”式的清贫生活,也不是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不要认为一讲艰苦奋斗就是过时的、老掉牙的东西。要前进,就要探索,就要寻找新的前途,走前人想走而没有走过的,或者是前人想也没有想过的,免不了要遇到各式各样的意料之内或之外的困难,道理很简单,要排除困难就要艰苦奋斗。所以,艰苦奋斗的是1个有生命的活的优良作风和品德,是1个“动态”的概念,或者叫做相对概念。它总是要随着时代的不同而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特色,增添不同的具体内容的,是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更不能丢掉的。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艰苦奋斗从小的方面说,是要反对脱离个体自身实际而追求超现实东西,大的方面说就是反对脱离国情,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奢侈浪费之风。在层面上,艰苦奋斗指得是不畏、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状态和为了人民的利益敢于奉献的思想品德。在物质层面上,艰苦奋斗则是要求人们的消费在合理的限度内,不唯物享受,不奢侈浪费,与社会发展和生产水平相适应。所以,提倡艰苦奋斗就是要大力提倡艰苦创业、厉行节约、勤俭办事的作风,就是要发扬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只要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状态,那么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将无往而不胜。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长征到达陕北。从这时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一共13个年头,和毛直接领导着陕甘宁边区。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中国具体实践,为制定了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线、军事线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一整套方针和政策。毛在陕甘宁边区,直接领导广大民建设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成为的中国的雏型,为我军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准备了干部。当时,我作为陕甘边区的负责人之一,有幸在毛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次聆听他的。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今天,我们纪念毛诞生八十五周年,回忆毛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实践,如在目前,倍感亲切。

  陕甘根据地是在王明线失败后保留下的最后1个根据地。毛到达陕北前,陕北的斗争几经起伏。早在大时期,在中国领导下,陕西各地就曾经出现过蓬蓬勃勃的农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和。大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武装斗争,先后组织了反帝同盟军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并在陕、甘两省交界的照金创立了小块的根据地。我于一九三二年春在甘肃两当发变,失败后转到照金。一九三二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由于军委员杜衡(后来)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线,刘志丹同志所的正确线是什么“梢山主义”、“线”,硬要红二十六军离开根据地,南下终南山,使这支队伍受到严重损失。一九三三年八月,我们在陈家坡开会,克服了存在于一些同志中的失败主义思想,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建立游击区:第一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关中,以照金为中心。到一九三四年冬一九三五年春,我们分别建立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把二、三连接起来,北起定边、盐池,南抵三原,东至延安,西达陇东的庆阳、曲子、环县一带,建立了人民。陕北根据地在陕北特委领导下也建立了1人民。这时,在陕北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七军也建立起来了。2个根据地分别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工农和陕北省工农。为了统和红军的领导,一九三四年底,陕甘边特委派刘志丹等同志去延安地区和陕北特委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以刘志丹、马明方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刘志丹同志以军委名义发布了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命令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一九三五年五月,刘志丹同志兼任前敌总指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根据地进1步扩大到二十几个县,陕甘边与陕北连成一片。后来红二十五战千里来到陕北。这一段,是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大发展的时期。

  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线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富农的东西,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我们纠正一些人纪律的行为是

  “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军阀”。他们,无限上纲,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我是“前线委员会”,刘志丹同志“和杨虎城有”,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1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后,把刘志丹同志等1大批干部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左”倾机会主义线的执行者的,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我被了。起初关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被关在1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线的执行者搞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抽,用刀背砍。在的下,许多人害。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来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毛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旗。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向毛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马上下达:立即停止任何,所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了。毛了陕北的党,了陕北,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在毛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在直罗镇歼敌一○九师和一○六师1个团,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给把全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1个奠基礼。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毛。会上,毛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完整地阐述了的策略,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我凝神谛听毛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线完全正确。我感到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讲话,心里高兴极了。

  陕甘宁根据地的危机克服后,毛立即着手把陕甘根据地建成争取北上抗日的出发地。当时,蒋介石仍然反人民的内战政策,陕甘一带,东有晋军和中央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西有甘、宁白军,南有东北军和十七军,我们四面被包围。敌人侵占了根据地的许多县,地主倒算,群众遭到。又在这些地方了,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为了稳定陕甘宁根据地,毛命令红军打退了西面和北面的敌人。我也随军西征,在李富春同志为首的陕甘宁省委领导下,在陇东的环县、曲子一带做群众工作。不久,毛又指令红军于粉碎敌人“围剿”后,东渡黄河,以模范的抗日行动推动全国抗日。毛、周副在那些日子里动员部队,发动群众,仔细地研究敌情,夜以继日地组织东征的情景令人难忘。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的形势的发展,一九三六年九月,毛在保安(现在的志丹县)召开了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2个地方干部参加,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毛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着名字,同我握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国的决议》,讨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军,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会上,毛还总结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他还了王明线的派主义,指出不应当把项英等留在南方,因为他们同当地群众没有联系,留下他们,势必害了他们。参加这次会议,我受到一次深刻的线教育,进1步懂得了:任何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线错了,组织线也必然是错的,上搞“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派主义。同时,思想上也明确了: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张闻天同志同我谈工作,说对民团、保甲,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可以先试试。

  这次会议后,我被调到关中地区担任特委。关中地区包括甘肃的新宁(宁县)、新正(正宁)和陕西的赤水(旬邑)、淳耀(淳化和耀县)等县,象一把利剑插入区,直逼它的战略重镇西安。我们的游击队只能荫蔽在深山里,活动很困难,生活很艰苦。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根据中央九月会议决议的,对于每1个人、每1个派别、每1个社会团体、每1个武装队伍,都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在4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和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枝弹药。这样,到“双十二”西安事变时,关中根据地就全部恢复了,我们的游击队又壮大了。虽然的仍存在,但我们的组织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毛十分注意陕甘宁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首先纠正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错误,克服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统一战线中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有一段时间,派乘机渗入根据地,进行等活动;有的地主乘机倒算,向农民追索分配了的土地、房屋和废除了的债务。针对这种情况,毛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亲自写了边区和八军留守处,了派和地主的。同时,改组了边区党委。一九三八年十月,毛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自主问题,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纠正了右的倾向。以后,针对派对我搞、蚕食我边区的政策,毛制订了“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人若犯我,我必”等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指导边区军民反,反蚕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了蒋介石的捣乱和。

  整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毛的领导下,开始了、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建设,逐步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国内和海外的进步青年,不顾敌人的拦截,纷纷投奔到这里来。陕甘宁根据地的每前进1步,都是同毛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分不开的。

  一九四二年,在毛领导下,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期间,在、毛的直接指导下,从一九四二年十月到次年二月,召开了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运用整风,发扬,开展和,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线,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线的错误,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问题。这样,从一九四一年毛亲自拟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开始,边区进行,建立统一战线的和议会,制订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方针,开展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和文化教育运动,边区民生活日益改善,真正作到了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耕三余一”。文化教育也发展了。那时的边区,真是谷穗长又长,牛羊满山川,有吃又有穿,人民喜洋洋。一些中外人士来参观,不能不承认,边区真正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在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中,毛十分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干部,特别是注意培养地方干部。他常说:地方干部熟悉情况,与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并且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毛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同志十分关怀、非常爱护。毛把他从里解放出来后,安排他担任中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一九三六年春,刘志丹同志渡黄河东征,不幸于山西中阳县的三交镇。毛题了挽词,称赞刘志丹同志是“群众的,民族的英雄”。副也题了挽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毛、周副给予刘志丹同志高度评价,使那些同刘志丹同志一起工作的干部也受到很大的鼓舞。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们党各个时期的大批优秀干部集中到陕北来了,为培养地方干部提供了有利条件。毛一方面派外来干部到地方工作,以熟悉情况,帮助地方干部;另一方面,让地方干部到中央办的各种干部学校学习提高。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毛就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相继在地方、党校、部队和领导机关工作。十余年间,我多次同毛接触,受到他的关怀、爱护。他有时吸收我参加中央有关会议,有时找我谈话,有时写信给我,以至题词勉励我,使我不断受到教育。毛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倾注了许多心血,这鲜明地体现了他为党制定的爱护地方干部和广大干部的政策。

  一九三九年,毛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8个大字,上款写“赠给同志”,下署“”。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世界观的一面镜子。一九四三年春,党调我到绥德分区工作。这是边区最大的1个分区,情况比较复杂。毛找我谈话,鼓励我说:1个人在1个地方呆久了,就没有那么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一九四五年冬,党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开拓新解放区的形势,从陕北调出一批干部,我被调到西北局机关工作。我对毛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于胜任。毛热情地鼓励说:正是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没有在,所以才调你到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毛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鞭策着我努力做好工作。

  毛既放手让干部工作,又注意具体指导。一九四六年夏,蒋介石撕掉和平伪装,发动全面内战,集中重兵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军,在、等同志率领下,于六月底胜利突破三十万军队的包围。同志率领一支队伍,向陕甘宁边区转移。毛把我叫去,问我该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我派人接应。这期间,毛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1个多月的时间,共写了七封。毛在信中的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策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这些都具体地反映了毛对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和优良作风。

  毛帮助我们在实践中总结提高。一九四六年八月底的一天,毛找我和王世泰同志去谈话,向我们介绍了粟裕、谭震林同志率华东解放军18个团,在苏中七战七捷的事例,教育我们学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九四七年春野战军出击陇东,事前提出了1个方案,毛复信加以肯定,并作了具体。后来,我们在西华池附近同胡南部队打了一仗,因情况摸得不够准,没有打好,打成了消耗战。这使我内心十分不安。事后,在一次谈话中,毛提起了这一仗,然后说:1个人难免要失败,失败一次就有了经验。又说:别人的经验,不通过自己的实践,还不会变成自己的。

  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那次会议期间,毛同我的一次谈话。我到杨家沟的当天晚上,毛找我到他住处,他让我汇报了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情绪等情况,询问我对土改政策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最后勉励我要认真学习理论。他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你一年读这么薄薄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即可读十几本,不即可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吗?!又说:1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他的,象一团火,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心里亮堂了。

  毛对下级干部,总是那样关怀爱护,态度谦和,十分亲切。我每次见到毛,总要约束自己少说,但接触到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话也就多了;谈完后,我又总是怨自己说多了,有些话说错了。可是,毛从未责怪过。我深切地感受到,毛既是我们的伟大导师,又是我们的最亲爱的同志。

  毛在陕北期间,一贯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这给干部以深刻的教育。毛一再强调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地方的同志对中央的同志,下级对上级,群众对干部,都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了生动活泼的局面,使队伍步调一致,做好工作。

  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一天,边区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各县县长参加,边区林伯渠同志主持会议。这时,天正下大雨,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子被劈断了,延川县长刘同志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毛!?这话传到毛耳里,毛并没有叫人去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不满。毛知道原委后,有关部门将征收任务从二十万担(每担三百斤)减至十六万担。这件事的处理,使党群关系更加亲近,毛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此后,毛还经常拿这件事教育干部要关心群产。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边区整风运动正在开展,毛在陕甘宁边区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开展全边区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把整风和生产两件大事当作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毛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毛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这就是“沾染了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

  在、毛的号召下,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毛、周副、朱总司令也抽出时间参加生产劳动。经过军民共同努力,边区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全边区耕地面积比一九三八年扩大了七成多,工农业产品大幅度增长。部队、机关、学校实现了粮食、副食、日用品等的自给或半自给。有的部队还向交了。全边区的任务,又由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减至十二万担。群众增加了生产,又减轻了负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真是“前囤子凸堆,后囤子满”,为巩固边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打下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爱人民,人民爱。在延安的战斗中,“群众心相连”、“军民团结齐奋战”的情景,十分动人。一九四七年春,集中二十三万军队,向边区发动“重点进攻”,直逼延安。有的同志担心毛的安危,劝他离开边区。毛说: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回旋余地大,还是留在这里好。群众战斗,我们要同群众在一起。三月十八日,前委成立了,毛给彭德怀同志和我一封信,指出:只要你们1个月能消灭敌人1个团,三年后一定能回到延安。这时胡南的先头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已经进入延安郊区,毛还没走。十九日傍晚,太阳下山了,前委的同志到王家坪毛住处,只见他在院子里,来回踱着,仿佛在思考什么。大家着急地催促道:,您走吧!毛连声说:走呀!?现在就走!?我说:当然要走,您不走我们不放心,敌人已进到延安附近,再不走,被截断,就不好过去了。毛一直到最后,才离开延安。敌人占领延安后,毛和周副,还有任弼时同志,采取蘑菇战术,一直转战陕北,和群众同甘共苦,指挥边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使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毛原来预见三年打回延安。在毛的领导下,在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的组织指挥下,我们提前完成了任务。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夜间撤出延安,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收复延安,只用了一年1个月零三天的时间。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要离开他生活、战斗了13个年头的陕甘宁边区了。边区群众怎能舍得毛离去?当天上午,,在黄河边宋家川的欢送会上,毛深情地说:陕北小米子我吃了十三年,实在不愿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和群众心心相印。群众说:呀,您在陕北是为了全国人民!您离开这里,也是为了全国的解放事业!毛,您走吧!全国人民需要您离开这里!人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向毛告别。黄河的滔滔激浪,倾诉着人民同离别的衷情。

  毛离开了陕北,心中仍装着边区一百八十万群众。中华人民国成立后,延安和边区人民给毛发来贺函。毛及时复电,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复电,一直在激励着延安和陕甘宁老根据地的人民。今天,在进行新的长征中,我们要高举毛的伟大旗帜,大力恢复和发扬毛亲手培育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和作风,在同志为首的领导下,夺取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抗日根据地一直是学者所关注的1个重要领域,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史也开始受到关注。对于根据地社会史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探索,也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作为构成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主要内容的社会生活,学术界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半文学、半学术的形式展现了1937年至1947年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书中过多地运用了文学的写作手法,还够不上一本严格的历史学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著作)。因此,笔者从边区的穿衣、吃饭、娱乐活动等方面,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进行论述。

  由于受自然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影响,边区的传统衣料比较粗糙、简单。如庆阳穿衣以土布、皮毛为主,男女衣着“均不尚华美”(《庆阳县志》,1931年修,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96页)。不同性别、年龄、阶层的人穿着不同,男人穿满襟土布上衣,戴黑色圆顶瓜皮帽;女人穿自制土布浅色满襟宽袖上衣;乡绅、文人及富者着黑色绫绸或土布长袍,外套蓝色绫布或绸缎褂子,戴礼帽(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地区志》第3卷,大学出版社,第942页)。在陕甘宁北部一些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地方,冬季以皮衣为主(秦燕:《清末民初的陕北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5、129页)。在抗战前,即使这样比较粗糙的服饰也只是比较富有的人家才有,大多数贫苦人家常常是无衣可穿。在经过土地的地方,农民生活也十分困难,冬季没有御寒之衣(《陕甘宁边区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188页)。抗战前边区只有极少数富有人家服饰比较好,普通以土布为主,而广大贫困阶层还是衣不蔽体。

  抗战前期,虽然边区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农民穿衣仍然存在着困难,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与区域货物流通,几乎完全停止,除了消耗品,任何的必需品如布匹、棉花等都运往边区”。布匹来源少,布价飞涨,购买布匹在贫苦农民家庭的支出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如对延安一乡20户新来移民难民调查,其买布开支占家庭总支出的66.8%(《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550页)。1941年1月对延安县赵家窑村调查,因布匹太贵,到了夏季农民将冬季的棉衣去掉棉花当单衣穿(《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农村调查记》,《解放日报》1942年1月13日)。定边县城区“人们在冬天穿老羊皮,盖的也是老羊皮,冬天盖有毛面,夏天盖有皮面”(《定边城区第一乡调查》(续),《解放日报》1941年9月20日)。张闻天在神府县农村调查报告中说:“在衣着方面,近年来布匹昂贵,买布做新衣的比从前少了。平常,一般农民,冬天穿皮衣皮裤(无面子的),冬衣里放羊毛。有衬衣衬裤的不多。平时穿的棉衣、夹衣、单衣旧的多,新衣服则留在过年过节时穿。戴帽子的很少,大都用白布缠头。”(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页)。这些都说明抗战时期根据地农民的穿衣因的经济而变得十分困难。

  为了解决和学穿衣问题,中边区发出了争取工业品自给的号召,一方面边区大力推广植棉,以增加生产布匹的原料,到1944年边区的棉花自给率已达到85%以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7页)。另一方面全面发动党政机关、学校、军队和开展纺织运动。由于边区的努力,抗战后期边区的穿衣得到了改善。如甘泉县农民刘海满一家原是全村“光景最差的”,全家“老少也都换上新夏衣了”(甘泉通讯:《三区雷家沟全村农家丰衣足食》,《解放日报》1943年7月25日)。李志成在“前双手空空”,抗战期间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1943年“夏衣用二十丈布,冬衣要三十丈布,现在已全部买回”(志丹通讯:《李志成生活富裕》,《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4日)。农民每年冬夏两季能有可换的衣服,在当时这种生活水准就算相当不错的了,但这也只反映了少数善于经营的新富农家庭的着衣情况。

  抗战时期,边区乡村服装在式样上与传统服装没有多大差别。一位抗战时期到延安访问的作家描写了老百姓在冬天的穿着:男人头上包了一块毛巾(我们平常用的洗脸巾),在前面扎起2个结(同四川用布扎头是不同的),不是我说笑话,真的像生了两只角。他们身上穿着一件翻转绵羊皮,也不用布缝就是干干脆脆的一只皮,下身穿着棉裤,裤角管用带束住,腰里面束了一根带子。包括到延安参加会议的边区乡村干部“有穿着短衣裤,农民的老百姓服装,戴着毡帽,神气十分质朴”。(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北极书店,1940年,第304、208页)。边区推广植棉和发展毛纺织运动,在产棉的地方服装以土布为主,而养羊多的地方服装以皮毛为主,当时边区农村的衣着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延安是领导敌后抗战的中心,八军成为延安城里学“统一”的服装。“除了老百姓而外,八军与边区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穿青布军装。”(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215页)。也不例外,经常“穿着棉布上衣,棉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俄〕彼得·巴·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5~6页)。从海外来到延安的华侨也脱掉了洋装,换上了粗布衣服,“穿的是土布衣裳,冬天穿的毛衣、毛袜,是自己纺的或用手捻的毛线织成的”(郭戈奇:《在延安岁月》,《抗日华侨与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边区领导人和普通人员的衣着也有差别,主要表现在衣服质地和口袋数量的不同,“少数干部和教师也发延安产粗毛呢服,只是的上衣是3个口袋,干部教师的上衣是4个口袋”(常青山:《一九四五年的自然科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史资料出版社、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472页)。在边区机关和学校的妇女也身着军装,“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皮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样,穿蓝布军装,有的还打起绑腿”(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77页)。在延安城里,男女都身着八军,于是说:“在人之中,你很难区分谁男谁女,只是妇女的头发稍长一些”(〔美〕海伦·:《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第302页)。在延安城内如果是外来的知识女性,穿着其他颜色、样式的服装几乎成了奇装异服,会引起人们异样的目光(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76页)。所以,星期天的“延安城内行人如云,鲁艺的,抗大的,陕公的,女大的,满街都是一色的灰军装”(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页)。尽管如此,参加了八军的女青年的爱美依然有之,以穿鞋为例,延安的“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韦君宜:《延安的时装》,《我对年轻人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79页)。从着装上看,抗战时期延安青年的服装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

  由于受自然的制约,陕甘宁边区粮食以小麦、谷子、糜子为主。据1944年统计,麦类占总耕地面积的23.4%,谷子占22.3%,糜子占13.9%(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第95页)。因此,边区的吃饭以麦面、小米、黄米为主,辅以豆类、荞麦、高粱等杂粮。不同地方的农作物结构不同,农家饭的品种也不同,如神府“农作物所占面积最多的为谷子,其次为荞麦,再其次为黑豆,以下为红绿豆、糜黍、高粱、秋麦等”(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24页)。神府农家饭的种类主要有:黑豆糊糊、炒面、窝窝、散面、稀饭、捞饭、馍、豆面条等(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70~71页)。关中、陇东农作物以小麦、糜子、谷子为主,主食与陕北有所不同,关中分区新宁县民食以小麦为主粮,杂粮为辅(宁县志编委会:《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0页)。

  抗战时期的边区,农村经济十分贫困,农村的饭食十分简单,基本特点是过节时稍微吃好一点,农忙时吃稠点,农闲时吃稀点。如延安县川口区赵家窑村“每天吃饭二顿或三顿,吃得早,吃三顿,迟只两顿。有面时三五天吃一次,没面时十几天吃一次,一年吃肉的次数不一定,……一年大概吃三五次,过年一定吃”。《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农村调查记》,《解放日报》1942年1月13日。神府县中农家庭只有在正月初一至十五、廿三,二月二等节日吃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间有羊肉或猪肉;农忙季节每日3餐,吃稠些;农闲季节每日2餐,吃稀饭。“富裕中农则吃的比中农强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面吃得多,捞饭三四天吃一顿,瓜菜、洋芋吃得少,过年还能吃馍,平常还有炒菜,吃些油。”而“贫农吃得比中农差些,黑豆糊糊要稀,捞饭更减少,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黄不接时,还要挨饿”。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72页。从吃的食物来看,边区普通农民的食物以杂粮粗食为主,即使过节和农忙时食物比平时好不了多少,而且很少有细粮和肉食。这说明抗战时期边区普通农民的生活还是很清苦的,许多农民连一般的温饱都很难维持。张闻天调查时,正是边区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抗战时期边区农民负担最重的时候,1941年实征占收获量的13.85%,比1940年高出2.2倍;1942年虽降低为11.14%,但仍比1940年以前高出许多(《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152页)。因此,边区人民勒紧裤带支援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抗战时期,边区采取了一些富民政策,部分农民变成了新富农,他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如延安的“曹守富种庄稼五十垧(1垧约为3亩,下同--笔者注),张作新种庄稼三十垧,两家都兼贩卖牲口,他们过去吃的是高粱、稀米汤,现在已经为白面条、馍馍、干米饭所代替了。端午节全家聚餐,吃着鸡肉酒菜。”(延市通讯:《各阶层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解放日报》1943年6月18日)。但在边区乡村能过上这样生活的农家毕竟是极少数。

  抗战时期,边区的机关、部队和学校是供给制生活,吃饭以小米为主。按照,供给的标准是:“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方法是:1.机关普通是三分钱;2.延安边区是四分钱;3.武装队伍是五分钱;4.陕公、抗大是七分钱;5.医院是一角。”(舒湮:《战斗中的陕北》,文缘出版社, 1939 年,第14页)。马列学院供给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三两小米、一斤青菜、三钱油、三钱盐”(吴介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82页)。在供给制下,党政机关的吃饭比质量高了不少,如延安女子大学一日三餐是黄米饭,有干白菜,菜内有肉,每周可以吃一顿白面馍(武听琴:《忆延安女子大学》,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9页)。自然科学院吃大灶的供给标准是每天口粮1斤小米,“每周吃一两餐白面馒头或包子,也有吃肉的时候,伙房喂了猪、羊,可以额外增加一些肉食。有时每日也吃两餐干饭”。(常青山:《一九四五年的自然科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473页)。供给制的生活反映了抗战时期延安“小米加步枪”的时代特征。

  1941年和1942年是边区最困难的时期,干部、战士、学生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在最困难时,359旅也学习当地老百姓的饮食方法,“由吃小米饭改为吃豆杂杂、饸饸与和合饭”。依农时和劳动量大小调整就餐次数,农忙时3餐,农闲时2餐。(陈俊岐:《延安轶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62、163页)。这是延安最困难时期机关部队的生活状态。尽管如此,与乡村农家生活相比,边区机关、部队、学校的生活要稍好一些,除小米外,还可吃上白面、肉、鸡蛋、菜蔬等。大生产运动后,机关、部队、学校不仅开荒种地,还建立起了各种副业,如养猪、做豆腐等,使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如1943年1月至9月,中直、军直机关吃大肉12.8万斤,牛肉0.6万斤,羊肉1.5万斤,(《中直军直展览会结束》,《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4日)。合计17.9万斤。359旅1943年1月至10月,全旅吃肉为318262斤,平均每人每月约3斤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8编《生产自给》,第499页)。这样的生活是当地的普通百姓无法相比的。大生产运动后,边区学等人员吃饭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按照供给标准,小米,机关干部每人每天1.3斤,部队每人1.8斤;高级干部每人每月供肉4斤,普通干部每人每月供肉2斤,技术人员每月另有5000元边币的津贴。二是依照本机关的生产情形,生产努力的机关,除了按标准供给生活品之外,还有多余,可以用在本机关人员的福利上,或者每人多吃几斤肉,或者每人多分到若干日用品。三是看个人生产的情形,个人生产好的吃得比较好,差的吃的较差一些(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1946年,第76页)。因此,大生产运动后,边区工作人员的实际生活水平比的供给标准要高一些。此外,还有些不正当现象,边区的个别机关、部队、学校不顾边区,偷宰老百姓的耕牛。(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440页)。

  据有关资料披露,边区机关按照行政级别和资历的不同,在吃饭方面分小灶、中灶和大灶3个标准。其中对小灶、中灶、大灶,中央西北局就有具体,招待不同级别的客人吃饭的标准也有差别。1943年随着边区经济的好转,提高了不同行政级别人员的吃肉标准,“1、西北局党委同志每人每月五斤猪肉,特别保健者经常委批准每月八斤猪肉。2、厅长、西北局处长、科长以及各分区、专员每人每月二斤至三斤猪肉。3、县委、县长以及分区一级的科长每人每月一斤至一斤半猪肉。”(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2),甲3,内部馆存本,1994年印行,第1页)。这些反映了党的高级干部与一般干部在食物供应上的差别,也反映了边区机关与边区农民之间生活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和平时宣传的也有一定的差距。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是很困难的,但生活却十分丰富。我们主要从晚会和秧歌、舞会来看边区的日常娱乐生活。

  边区的晚会是有传统的,在苏维埃时期,“晚会的举行大部分都是在周六或星期日的晚上,逢到纪念节日也必定是要举行一次晚会的。有时为了欢迎新来苏区的人物,我们也会特地预备了几次晚会。史沫特莱,外国新闻记者以及派拉蒙影片公司派来的那个摄影记者,都做过苏区晚会的参加者”。而且在苏区,晚会是唯一的业余娱乐活动,很受大家欢迎,“、和博古以及其他许多苏区重要人员都是晚会的热烈参加者”。(un:《陕北的戏剧运动》,《西北特区特写》,出版社不详,根据编辑后记出版社时间应为1937年,第70~71、69页)。“他们在工作时间之外,要召开生活检讨会和会,还要组织宣传,发动人民抗日。此外,还被物质缺乏和食粮恐慌的气氛包围着,所以需要1种休息,需要1种娱乐。这就是他们举行的文娱晚会。”(续约斋:《延安纪事》,《史资料》第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205页)。晚会成为苏区动员以及红军和机关工作人员休闲生活的主要方式。

  抗战时期,延安的各种晚会非常富有特色,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不同单位的各种晚会如期进行,如“每逢节日(如五一、新年、新春……),马列学院必举行晚会,节目丰富多彩,话剧、京剧、合唱、相声……等等应有尽有,有的甚至轰动了延安”(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八小时之外》,吴介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91页)。中央党校“每周末组织文娱晚会和舞会,每个班根据个人不同的爱好,组成秧歌队、合唱团,自编自演话剧、秧歌剧、快板等”(陈俊岐:《延安轶事》,第128页)。延安各单位的礼堂、大厅,新旧剧场乃至的戏台、单位的院落都成为举行晚会的场所,“普通市民较集中的新市场有常设的剧场,偶尔鲁迅艺术学院的也在八军司令部的大礼堂公演。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免费观看。”(〔日〕铃木传三郎:《当了俘虏去延安》,《日本俘虏在延安》,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中央大礼堂是举行晚会最多的地方,“在一些节假日,或为欢迎某位重要人物时,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肯定演戏”(高智:《在毛身边工作的点滴回忆》,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96页)。“逢到晚会,除非天下大雨,或大雪与大雪之后,山不好走,大礼堂总是挤满了人,从来不会有1个空座位。”(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207页)。所以,在延安工作过的人几乎都有周末或节日在中央大礼堂看晚会的经历。

  抗战时期的延安,每逢重大事件或重要客人来都要举行晚会。如1938年三四月间,延安市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白天开会,晚上看文艺晚会,有天晚上演出的是秦腔《图》、《武家坡》,陈伯达陪同也去看戏,场面十分热闹,也来了很多群众观看演出(黄俊辉:《柯仲平与延安剧团》,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40页)。1940年5月26日,八军总司令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当天傍晚延安军民在南门外自发组织了欢迎晚会(茅盾:《延安行》,《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5位访问延安时,在教育馆举行了欢迎晚会,“唱欢迎歌以后,接着音乐,秧歌剧,话剧,到夜半十二时才散会”(黄炎培:《延安归来》,国讯书店,1945年,第42页)。

  晚会是延安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举办十分频繁。如1939年5月5日,王恩茂“参加马列学院的晚会,纪念五五马克思诞生,热闹一晚,半夜才回来”。次日是周六,原定召开旧戏剧研究会成立晚会,“但因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来延安,举行欢迎晚会,故旧戏剧晚会改期明日举行。”5月7日,王恩茂又参加了在“陕公大礼堂举行的旧戏剧研究会成立晚会”。(《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83、484页)。从王恩茂的日记来看,延安晚会举行之频繁,也说明晚会在人们娱乐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广大乡村的业余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死气沉沉的村子因边区各种剧团下乡而变得活跃起来。如庆环分区农村剧校1940年上半年在陇东各地演出戏剧36场次(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1992年印行,第152~153页)。延安的剧团也利用农闲的冬季到边区各地巡回演出,送戏下乡。1938年冬,剧团在陕北个三边等地巡回演出,演出的剧目多达10余个(黄俊耀:《柯仲平与延安剧团》,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42页)。这样的巡回演出,一方面宣传了的抗日主张,起到了动员的作用;另一方面丰富了广大乡村的业余生活。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根据地的文艺了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道,使边区乡村的业余生活更加活跃和丰富。边区不同层次的剧团和宣传队纷纷基层,为老百姓服务。如西北文工团1943年春节在陇东分区创作和演出的节目有《孙万福回家》、《模范城壕村》、《如此宁县》、《边区的一天》、《八军和老百姓》、《钟专员和胡县长》、《马渠游击小组》等(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回忆录》,第241页)。延安大学、鲁艺工作团、留政工作团、剧团、文工团、评剧院等团体也分赴各区进行文艺演出。在边区,看戏的热情很高,不论演什么戏,在什么地方演戏,群众都很积极踊跃观看,“一听到说演戏或只要在街上贴一两张广告,就会使得全城都骚动了似的,女的男的,老的少的,人山人海的堆满在露天的舞台前,伸长了头颈等待看”(陕西省文化厅文化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西文化史料》(二),1992年印行,第21页)。可见,各种文艺演出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深受他们欢迎。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边区兴起了新秧歌运动,于是扭秧歌成为边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在延安经常从事于秧歌工作的,有鲁艺的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部,边区文协的戏剧委员会等,在去年(指1943年--笔者注)开展秧歌运动一时期中,延安共有三12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机关都有1个。今年春节,延安市上竟成了秧歌大会,表演了近百个剧本,其中大半是民间秧歌队出演的。综计现在全边区共有六百个民间秧歌队,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另据丁玲的估计,在边区人民中,每12个人里面必有1个人是扭秧歌的。”(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10页)。新秧歌运动兴起后,秧歌成为边区最普及的娱乐活动。1944年春节,延安出动的秧歌队有27队之多,创作了150余种剧目(周扬:《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新秧歌运动的普及不仅丰富了边区的生活,而且在动员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边区人民用自己的艺术,了自己的、军队,歌唱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教育和了人民自己。”(《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47页)。通过秧歌把动员起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真正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周末交际舞会最初是延安“上层”社会的主要娱乐方式。这种娱乐方式的引入与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有直接的关系,她在抗战初期访问延安期间,看到领导人单调的生活,就有了教他们学习跳舞的想法(《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59~160页)。在史沫特莱的下,交际舞成为延安高层业余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曾留学欧洲的非常喜欢跳舞,“他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史沫特莱:《伟大的道--的生平和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第4~5页)。的“舞姿就像散步一样”,毛对跳舞有独到的理解:“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他常常一边跳舞,一边和陪他跳舞的女教师或是女学生聊天,还喜欢开玩笑。”而的“舞姿格外潇洒、优雅、娴熟、堪称舞会王子,鲁艺的师生们都对之倾慕”。(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第56页)。关于延安高层领导人的跳舞,曾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侯,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他的兄妹》,中国电视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可见,对交际舞会的喜爱与热衷。自从交际舞在延安兴起后,周末舞会就成为经常性的娱乐生活。

  随着交际舞会在延安的兴起,部分中的高级领导人和八军将领十分热衷于跳交际舞,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则被邀请作为舞伴,交际舞会作为1种休闲娱乐活动就变得另有所图了。“和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这样延安交际舞会的意义就不同一般,“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的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梅剑:《延安秘事》(下),红旗出版社,1991年,第445、446页)。这一结局也实现了创办者的最初意图。当然,为大龄将军和者寻找伴侣只是延安交际舞会的1个插曲,这个插曲有了完美的结局后,交际舞会依然是周末比较高雅的娱乐生活,而且逐渐超出了“上流”社会的圈子,普及到了延安的各个角落。如齐肃在王实味的文章中说:“近来延安每逢周六晚上,常常有跳舞晚会。”(齐肃:《读〈野百合花〉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4月7日)。“周六组织跳舞晚会,博古、艾思奇等同志也常来参加……跳舞时没有乐队伴奏,就借用博古同志的唱片。”(温济泽:《回忆战斗的岁月》,丁济沧、苏若望主编《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回忆延安岁月》,出版社,1989年,第82页)。鲁艺、马列学院是青年知识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舞会最盛行的地方。鲁艺既有音乐系又是文艺青年最多的单位,而且女生是最受欢迎的舞伴,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交际舞会,“包括、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和到延安的一些国际友人,也时常来鲁艺跳舞”(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马列学院在蓝家坪,那里的“周末舞会是别具特色的,校园里沙平草软,成了最好的露天舞场。同学们在这里跳交际舞、集体舞、秧歌舞。有音乐小组用提琴、二胡等乐器伴奏。更别致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有些同志的草鞋上还缀着2个鲜红耀眼的绒球”。(王禹明:《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吴介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80页)。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周末舞会成为人们放松的主要生活方式。

  在一些人的眼里,交际舞是代表现代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东西,因此,交际舞在延安刚兴起就遭到了抵制,尤其是部分高层领导夫人对交际舞有着强烈的不满,贺子珍是反对最强烈的一位。说:“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他的兄妹》,第178页)。随着抗日战争艰苦的到来,对延安交际舞会的不满从夫人们延伸到知识。性格开朗的女作家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写到:“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1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地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的眼睛都会望着她。”(丁玲:《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丁玲的是那些在延安的“舞星”,也包括(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如果说丁玲只是委婉地“捎带”地了热中于舞会的几个“舞星”,那么王实味的不仅仅是几个“舞星”,而针对的是整个延安的周末舞会,他的十分激烈:“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实味:《野百合花·前记》,《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王实味的观点很快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严厉的。但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和对王实味斗争的升级及对其问题性质的定性,他对交际舞会和延安其他问题的便上升到了高度,范文澜、(李)伯钊等对王实味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的话语进行了彻底的和无限上纲的(范文澜:《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伯钊:《继〈读〈野百合花〉有感〉之后》,《解放日报》1942年6月9、10日)。尽管王实味遭到了的,但至少说明有一部分人是反对举办周末舞会这样的业余娱乐活动的。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基层社会的交际舞会则比较少了。

  经历了“王实味风波”后,舞会仍然回到了“上层”社会,中央和八军总部所在地的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成为整风运动后交际舞会的主要场所,舞者主要是高级领导干部,“每逢周六,王家坪照例要举行舞会,和愉快的是舞会的中心人物。是个跳舞能手”(〔俄〕彼得·巴·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第249页)。一位在延安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回忆说:“不论在杨家岭,还是枣园,中央处和机关举行周末舞会的时候,都是我们机要科的同志担任乐队伴奏,所以能比较多的见到毛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高智:《在毛身边工作的点滴回忆》,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98页)。在延安的上层社会中,交际舞会还有着相当的魅力,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末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

  除了晚会、舞会等娱乐活动外,业余体育活动也是边区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边区机关单位和学校因陋就简进行业余体育活动,如各机关单位很好地利用延河作为水上和冰上业余运动场所(王禹明:《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吴介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80页)。美国友人马海德(乔治·海德姆)晚年回忆延安时期的业余体育活动时说:“每天,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地跑步,做集体操。午间,篮、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做集体游戏。”(马海德:《忆延安时期的体育生活》,《新体育》1980年第8期)。延河丰富了延安工作人员的业余生活。球类运动是延安业余体育活动最主要也是参加人数最多的项目,几乎各个单位都有业余篮球队、排球队,有的还组成足球队。如马列学院组织的篮、排球队经常和党校等其他单位的球队比赛,“当时在延安轰动一时”(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以外》,吴介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90页)。八军将领、贺龙等不仅是跳舞爱好者,也是体育场上的活跃,贺龙的120师篮球队在根据地是很有名气的,经常在延安同各单位球队比赛,从外地到延安参观的青年团也参加贺龙组织的篮球比赛(金希明:《陇东根据地的体育》,庆阳地区体育运动委员会1987年印行,第43页)。是延安的体育爱好者和组织者,“在朱总司令的带领下,体育比赛遍地开花,篮球赛、排球赛、足球赛、游泳赛等等”(王唯真:《矢志不渝的选择》,《抗日华侨与延安》,第81页)。体育活动不仅丰富了参与者的生活,也丰富了其他人的业余生活,如“延安的人们,热爱体育,每次球赛,热心的群众都从延河两岸拥向球场,球场边上的山坡成了很好的看台,坐的、站的人山人海,为两边选手叫好加油”(王禹明:《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吴介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80页)。这些都反映了体育活动在边区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本文只是通过穿衣、吃饭和娱乐活动3个方面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论述。通过论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认识:

  第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物质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造成物质生活艰苦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边区本来就是1个贫瘠的地方,自然条件恶劣,主要种植生长季比较短、耐旱性较强的杂粮等农作物,而且产量很低,民食以小米等杂粮为主;牧业以养羊为主,穿衣主要依靠土布和皮毛。二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军队对边区采取了经济政策和停发了八军的军饷,边区一切外援几乎完全断绝,而必需品如棉花、布匹又被流入,导致了边区吃饭、穿衣的困难。三是边区非生产人员急剧增加,消费人口占的比例太高。抗战初期边区的非生产人员最多不超过3万人,而且这个时候国民按期发给八军军饷,边区和干部生活尚可维持。但到1940年至1941年国共关系紧张时,从前线调回部队边区,非生产人员达到7.2万人,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而国民又停发了八军的军饷,使边区一度出现了粮荒。非生产人员过多,粮食困难,中边区不得不动员大批干部下乡,“向人民借粮49705石,动员频仍,形成了严重的扰民现象”(《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92~93页)。

  第二,就边区各阶层的生活而言,农民的吃穿比较差,干部的吃穿要比农民的好一些;在干部中,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又比普通干部好一些。这种差别的存在引起了不同阶层的一些不满。尤其是抗战最困难的1941年至1942年时期,向农民无休止地征粮,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生活,以致有的地方发出了“为什么不”的怨言(牛兴华等:《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在物质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高级干部在生活上的优待政策(小灶)引起了部分理想主义知识的不满,如王实味就延安存在着“衣分三等,食分五等”的不合理现象,他说“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王实味:《野百合花》,朱鸿召选编《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32页)。尽管作者和这篇文章在整风运动中遭到,但从1个侧面反映了在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青年知识对边区生活中因级别不同而生活待遇存在着一定差距的不满情绪。

  第三,尽管边区的物质生活是困难的,但生活是丰富的。周末晚会、新秧歌运动、舞会和体育运动,丰富多彩的业余娱乐活动适应了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人们的需要。周末,有参加晚会的,有跳舞的,有唱京剧的,也有唱评剧的。尤其是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交际舞会在延安“上层”兴起后,逐渐普及到下层,而且风靡一时,几乎各机关、学校都举办周末舞会。整风运动后,在边区的基层社会新秧歌运动逐渐取代了舞会,而交际舞会依然是高层周末娱乐的主要方式。抗战时期,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学生和海外归侨青年来到边区,从事教学、科研和文艺等方面的工作,如抗大的教员中,外来知识占47%,(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正是他们给边区文化娱乐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活跃了边区的娱乐生活,如“在各单位、学校举行的晚会上,归侨青年表演的南洋歌舞常使娱乐晚会锦上添花”(王唯真:《矢志不渝的选择》,《抗日华侨与延安》,第81页)。从社会生活来看,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1个比较的社会。

  第四,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活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小米加步枪”不仅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特征,也体现了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活的特征。边区以产谷类作物为主,不仅吃饭以小米为主,而且发放津贴、物价计算也以小米为主,小米在边区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在穿衣方面,尽管农村没有什么大的改观,但在延安和其他地方,凡是部队、机关、学校,不论男女,都身着八军,有着十分明显的色彩和抗战特征。在娱乐方面,尤其是大众娱乐,意义和时代特征尤为明显。抗战时期,在边区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娱乐改进会”,其旨是把边区原来旧的民间娱乐形式,如旧歌谣、旧戏、旧民间文学等成为“新的娱乐”,即“抗战民族大众的”娱乐(《陕甘宁边区娱乐改进会宣言》,《新中华报》1938年5月25日)。这种是成功的,如表现在新秧歌方面,其形式是旧的,但“都是新内容,反映了边区的实际生活,反映了生产和战斗,劳动的主题取得了他在新艺术中应有的地位”(周扬:《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因此,延安的社会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很长时期被渲染、被放大,成为人们羡慕不已的生活,极具象征意义。(黄正林/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

  【摘要】:中国是1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大国,要解决中国的问题,离不开广大农民。历史已经证明,谁能够动员起农民,使农村实现各种力量的整合,谁就能取得和建设的成功。延安时期,是中国创造历史辉煌的时期,其中在根据地成功进行的基层建设,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基本利益需求,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的动员,构成这一辉煌时期重要的组成部分。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央所在地,又处于相对和平的,新主义的、经济、文化纲领在此得到全面贯彻和实施,成为全国的典型。因此,对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建设进行研究能够探究取得胜利的深层次原因。同时,现实需要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中国农村基层建设经历了1个发生、发展、转折、变化的过程,历史的痕印和积淀无时不在地影响着当前的实践。放宽历史的视野,延安时期中国基层建设的思想、原则、径、目的等,可以为当前的基层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此进行专题研究的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选择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建设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依据大量历史资料,充分吸收学术界研究已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运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同时借鉴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尽量呈现所研究课题复杂的历史全貌。本文由导论、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 导论主要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及意义、研究现状、资料来源、研究方法、研究思、学术创新和不足等。 正文包括五章内容。第一章,基层新格局。延安时期,在边区基层形成了由党支部领导的党、政、团体三位一体的新格局。边区的乡市系统主要由机关、机关及其附属的各种委员会组成,这种正式的机构成为乡村社会的主体。乡(市)实行议行合一制。乡(或相当于乡的市)没有正式的司法机关,但设有司法辅助机关,主要工作是进行调解,构成边区司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领导下的支部在基层格局中占据领导地位,统领乡村和团体的工作。边区非常重视乡村支部的建设,加强区委、县委及以上各级党委对支部工作的领导和帮助,注意创造模范支部,推广其经验,加强支部组织建设和支部教育工作,提高质量,同时纠正支部领导工作中存在的包揽一切和放弃领导的错误倾向,以发挥支部正确的领导作用。群众团体的发展成为基层的重要支持和依靠。乡级的群众团体主要包括妇女联合会、青年救、工会和农民会,还有各种经济组织和教育组织。它们接受的领导,有自己的组织系统,实行集中制。这些群众团体的发展,在创造、巩固和支持抗日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基层贯彻“精兵简政”政策,通过调整机构、裁汰冗员、干部下移、增设乡文书、重新划分审定县乡的职权和业务等措施,进1步实现基层的精简和高效。这种新格局,一方面上情能够下达,另一方面,下情也能够上达,的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社会的推行,同时代表广大乡村的利益,克服了旧有结构的缺陷,促进的下沉和乡村社会的发展。第二章,基层选举。选举是陕甘宁边区产生的根本途径。为了打破基层对的冷漠态度,使其正确地看待选举,积极参与选举,行使自己应有的,中国人在宣传发动上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其工作的积极主动程度、细心耐心程度、艰苦努力程度,都是老百姓没有经历过的,因此他们对的政策主张产生了深深的认同,和参加选举运动的积极性都大大提高。通过参与选举,使基层真正履行自己最神圣的直接。直接选举原则在乡级贯彻得最好,一般的选民和干部通过选举实践的教育,对选举有了正确的认识,认为运用向提意见、的工作,是不可放过的,所以在乡选中,基层踊跃检查工作。为了便于广民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边区都还在投票方法上创造了适合农村居住特点、不同选民文化程度、不同时间参与投票的票选法,大多数人能够参加到选举中来。随着上升为主要矛盾,在建设上提出“三三制”原则,并把它贯彻到乡村中。为了避免“三三制”原则贯彻过程中出现的包办和放弃党的领导2个错误倾向,采用了的方式,和党外人士当选,或采取完全的方式,以此加强党的领导。通过选举,把乡村中的优秀人物、积极,即认为的“”,选了出来,了乡村,实现其优化,在实践中感受到是为老百姓着想的,于是衷心,使其在广大乡村社会立足扎根。第三章,基层干部队伍建设。1个是否具有健康的肌体和发展的活力,关键在于这个内部的干部队伍。边区充分认识到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条件下,采取了一系列措强边区的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针对基层干部文化水平低,绝大部分是文盲的现状,边区注意加强基层干部的学习教育,学习教育的形式多样,与基层干部的实际相结合,并建立了各种学习制度。针对基层干部安于现状、因袭老一套作风、工作能力差等现状,上级对基层干部进行工作上的帮助指导。在帮助指导过程中,创造了许多具体的方法:重视调查研究;帮助工作具体;同时帮助指导还不能包办代替。边区还特别重视在基层干部队伍中进行廉政建设,制订了各种规章制度、政策法规,厉行廉洁,公务人员的贪污、假公济私等行为,加强监督,解决基层干部具体困难,直接对基层干部形成约束激励机制,使基层干部基本做到,受到群众的赞扬和爱戴。通过这些具体措施的实施,边区的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的文化素质、工作能力、工作作风得到一定提高和改善,克服了自身的一些缺点,成正为民办事的好干部好,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得到了乡村的认同,成功重塑了乡村权威。第四章,建设少数民族自治区乡。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项民族政策,在延安时期的边区得到初步实践,也为边区的基层建设增添了新的内容。的民族纲领经历了1个逐步转变的过程,从民族自决原则下的民族自治到民族自决与民族区域自治并提,并向主要强调民族区域自治过渡。到延安时期,为了团结各民族抗战,根据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纲领,中国和边区领导蒙族人民从1942年起先后建立了6个自治区乡和1个蒙民自治区。居住在少数民族自治区、乡的居民,可以通过行使自己的,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直接投票,选出代表群众利益的和区、乡长,组成本民族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少数民族自治区乡的工作主要是发展生产,安置外来少数民族移民,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团结少数民族与汉族等。为了进1步建设少数民族自治区乡,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事业,广泛团结少数民族,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边区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总之,建设少数民族自治区乡,在中国历史上是1个创举,尽管规模不大,但在保障少数民族平等,自主管理少数民族地区内部事务,提升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地位,调动少数民族积极性,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已经初步显示出这个政策的生机和活力,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发展和大规模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提供重要的实践经验。第五章,陕甘宁边区基层建设的特点——兼与保甲制度比较。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的2大主角——中国和中国对乡村社会的争夺和竞争,是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内容。把在边区的基层建设与同时期在基层推行的保甲制进行比较,更能体现出边区基层建设的特色。第一,自治性。想“融保甲于自治之中”,通过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实现乡村自治,结果保甲制的封建法性与乡村自治的主义背道而驰,而且始终把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首位,为防共服务,致使自治目标处于从属地位而被忽视,再加上当时经济凋敝,社会动荡,民生,致使这种融保甲于自治之中的目标落空。而中国自觉高举孙中山“三义”大旗,大力乡村自治,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章制度,努力践行,初步实现了边区的乡村自治。第二,惠民性。推行保甲制的最直接动因在于“剿共”,新县制推行后,保甲制的功能由自卫转向自卫和自治合一,但是,过分强调“管”,即控制人民的功能,导致建设乡村的功能严重弱化。另外,保甲行政人员多由土劣充任,上任后多,鱼肉乡里,与严重对立,致使保甲制的推行严重了的利益。而在边区进行的基层建设更加注意和发展人民的经济文化利益,使人民群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边区基层干部与广大乡村血肉相连,利益相关,基本上具有廉洁艰苦的工作作风,终日为抗战动员及人民利益服务,甘于奉献,为民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受到广大百姓的爱戴。第三,动员性。保甲制的推行并没有打破千百年来广大乡村对的冷漠态度。究其原因,保甲制没有解决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反而加大了人民的各种负担,同时也未打破乡村中传统的关系,致使保甲制的乡村动员失效。而在边区的基层建设通过实行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了最广大的乡村真正履行自己最神圣的,另外,带给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实惠,从而在基层成功树立了、惠民的形象,实现了乡村对其广泛认同。结束语部分,分析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建设的历史定位、历史局限和历史启迪。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成功实现乡村动员和乡村社会整合的发端,但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还存在没有实现完全正规化的目标、基层党政关系始终存在问题、在建设中多采取的方式、农民参与属于被动式参与等局限。历史已经走远,基层建设的课题依然继续,历史上的相关实践为今天的基层建设提供重要启迪:基层建设需要依靠广大农民,同时满足他们最迫切的利益需求;基层建设需要中国自上而下的领导来实现;基层建设需要结合具体实际。

  摘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一幅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和谐局面。边区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除了进行经济建设外,社会教育的开展和实施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1个重要的内容和途径。党和各级采用多种方式发展社会教育,把社会教育同边区的建设、经济生产、支前工作、拥军优抗相联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既扫除了文盲,又提高了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实现了边区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抗战八年当中,边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边区社会出现了一派和谐稳定的繁荣景象。陕甘宁边区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的社会成就,除了在、经济上实施有力的之外,文化教育方面的革新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本文主要从陕甘宁边区实施社会教育的视角出发来探讨边区和谐发展的内在关系和历史缘由,并通过这一问题的研究为当前我国西部农村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前,的文化教育十分封闭和落后。曾任陕甘宁边区的林伯渠就边区文化教育的现状做出过如下说明:“边区的知识如凤毛麟角,识字者极其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边区人口的百分之一。”[1]文化教育落后,造就的乡村自然是,观念淡薄,思想陈腐守旧。曾任职陕甘宁边区秘书长的李维汉曾对边区乡村社会的落后做了这样的描述:“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和不卫生。知识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达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危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而且吃尽了文盲、、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2]这就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社会的真实写照。

  “文盲是处在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不识字只能有蜚语,,而没有。”[3]虽然认识到了中蕴藏的巨大力量,但是必须加以领导,其能量才能得到发挥。但是,在抗战的特殊情势下,广大的青壮年劳动力处于抗战和生产的第一线,没有时间经历进行学校教育,而且受边区自然的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状况,“这唯一的补救方法,便只有以极大的力量来推行深入广泛的社会教育。利用群产的空暇给以补习教育”。[4]

  实现和谐的社会状态,建设美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孜孜追求的社会理想。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就对和谐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描述,孔子的哲学强调“克己复礼为仁”,[5]仁与礼的统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友爱、和谐相处,为政以德,就是和谐社会的呈现。宋代张载的“民吾,物我与也”,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表达了他们对和谐社会理想的追求。中国成立后,为了建立1个幸福、、和谐的新主义社会而奋斗。1941年在边区参议会上指出:“全国人民都要有的,参与的和财产的。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6]新时期对建设和谐社会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公平、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7]可以看出,对和谐社会理想的追求是每个时代共同的目标。但是中国却将这一目标付诸实践,都采取这种措施,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在抗战八年中,边区社会秩序稳定,各项事业稳步推进,边区呈现出一副安定团结、、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和谐局面。边区和谐社会建设是项较为全面系统的工程,边区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亦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知识工作,把其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因此,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运用识字小组、冬学、夜校、俱乐部、教育馆等形式,一方面推进群众扫盲,一方面对进行教育,提高的民族国家意识。

  针对边区民族国家意识淡薄的现状,边区通过社会教育,加大对党的政策和抗战意识的宣传,以的意识和抗战热情。通过社会教育的宣传和,的素质和抗战热情空前提高。

  (1)社会教育提高了的素质。通过社会教育的宣传,的意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广大从保家卫社的意识开始认识到了民族危亡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开始树立民族国家意识。1937年,为了响应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庆阳教育馆编排了《爱中华》、《不当奴》、《日寇大坏蛋》、《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等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每天走街串巷演出,从而引起了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有的当场喊口号:“日本帝国主义!”“还我领土!”[9]正如林伯渠1941年在报告中所说:“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抗战不胜利,大家当奴,什么都没有,这个道理,是边区人民早懂了的。”[9]

  (2)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和支援前线。抗战时期,纷纷踊跃参军报名,参加自卫军,保家卫国。纷纷加入自卫军保家卫国,而且还有大量的妇女加入。1939年1000多为女自卫军接受了检阅大会的检阅,参加了军事表演。在模范班、排、连的评选中,直属县评出了八个模范班、一个模范连;关中分区评出了3十九个模范班、四个模范连。[10]社会教育通过宣传组织群众捐献物资,配合抗战工作。抗战时期,红军师驻防庆阳,由于经济困难,缺吃少穿,庆阳教育馆便动员大家给部队捐献物资。于是,大家提出:“不能让人民子弟兵受冻挨饿!”[8]群众自觉性很高,说给红军捐物资,都争抢着力争多捐。

  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自然条件恶劣,这一切都导致了边区经济发展的落后和的贫困。为了支援长期抗战和改善边区人民生活水平,社会教育必须担负起帮助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给农民以发展农业所需的科技知识,激发起生产积极性的任务。

  陕甘宁边区自然条件恶劣,在面前为力,靠天吃饭的保守被动思想根深蒂固,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激发生产劳动积极性,社会教育其中的黑板报和戏曲秧歌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关中岭底村的一揽办学校推动了全村的生产事业。以前这里没有1个人纺线,但在七月二十四日县里人去参观时,村里14个婆娘都把纺车摆在院子里,进行纺线大竞赛。[11]除此之外,戏剧作为1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对于的教育更为明显。如以关中4个劳动英雄为题材的剧本《关中四杰》由“八一剧团”演出时,许多平时不爱劳动的二流子看了以后变成了勤快人。马栏下乡新正县1个懒汉看了《关中四杰》的演出后很受教育,立志想英雄学习,起早贪黑,积极生产劳动,从而成为全县的劳动英雄。[12]

  (2)社会教育传授农民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边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力应对的,所以开展农业合作和生产变工便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戏剧和秧歌多以此为中心题材来鼓励参加变工合作。如“八一剧团”演出“关中四杰”(以关中4个劳动英雄为题材的剧本)时,马栏二乡的1个农民胡占海看了剧,回去就努力组织唐将班子,并且去县上的同志说:“请你也把我编在戏里吧。”[13]同时,社会教育也传授农业生产的技术。如子洲苗区五乡的苗子兴识字组针对全村种的八十多垧谷子发生虫害的情况,识字组就领导全村男女老少积极行动,三、四天工夫,就把被虫吃了的谷苗全部拔掉。[4]

  良好的社会风气是1个社会良性发展的驱动力。边区成立前,由于教育文化的落后,边区社会长期以来存留着、不卫生、不文明的习惯,同时,边区盛行、赌博、二流子等社会不安定力量严重着边区社会的稳定。为此,边区建立后,便通过和法律的力量,同时辅之以社会教育的宣传,使改变了旧思想、旧习惯,最终形成了符合新时代的各种好的习俗,边区出现了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宣传科学文明的生活习惯,反对。边区利用展览、戏剧、黑板报等社会教育形式进行反宣传。1944年7月,延安市举办卫生展览会,共分十部分,宣传医疗效果,和巫神作斗争等。徐特立先后八次参观,并写了《卫生展览会的重要意义》一文。他说:“这种展览会应该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参观,包括民各方面。应该把这一展览的意义加以最高的估计,使卫生机关所花的心血点滴都化为群众的骨肉。”[14]同时,教育馆也在组织发动进行卫生教育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如曲子县民教馆在1944年五六月间发动市民搞了一次卫生运动,发动全市商人天天打扫街道,劝居民把猪圈好,领导群众修平加宽街道,还领导盖了两所公共厕所,掏了一口井。正如商人郑学举说:“人在街上走,头脑也。”[8]

  (2)通过社会教育的形式二流子进行。陕甘宁边区成立前,边区有三万多无业游民和二流子,对边区社会的和谐和安定造成了一定的。为了解决这个隐患问题,边区主要是采取经济上的强制外,同时就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宣传和劝说等方式实现二流子的。如马健翎创作的《大家喜欢》讲述了某村青年二流子王三宝由1个二流子转变成为1个模范劳动者的故事。后来该剧在曲子县曹旗演出时,正好此村也有1个懒汉,在看戏中受到感染,最后在干部和家属的帮助和教育下,很快就转变了思想。[8]大生产运动中,子长第一完小在该县西区演“二流子改变”的秧歌时,帮助区了1个姓谢的二流子。二流子说:“对,只要你们不嫌弃,我决心改正,你们都帮助我”。[13]

  (3)妇女参加边区社会教育,社会地位得到提高。边区成立后,通过了一系列妇女的,使边区妇女享受各种和婚姻,同时其受教育的也得到了。由于边区教育部门的推动,妇女参加社会教育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如1939年边区冬学共619处,为10317人,女生占1/7,即为147 0名;夜校581组,女生人数418名;半日学学校数目186所,男生人数是668名,女生是2340名;识字组数目551 3,女生人数10053名。[15]同时,社会教育在妇女放足运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陇东剧团在排演新戏时也同时进行宣传,如到环县虎洞区演出时,把1个大脚妇女模范抗属余凤贤请到台上讲话。而的群众多为小脚妇女,所以剧团就以余凤贤的例子从事宣传放脚。听众听到放脚的好处,个个羞愧,声称回去给自己的年轻人放脚[8]。受过教育的妇女纷纷走出家庭,从事劳动生产。抗战初期,据延安六个县的统计,有妇女生产小组1450一个,参加妇女355 94人。1938年,参加开荒妇女206 00人,开荒700垧(约合21000亩)。[16]同时,边区妇女还参加支援前线的募捐和参加选举。

  由于社会教育的组织和推动,使各种民办学校成为边区乡村文化、卫生和生产的推动者。如岭底村以前是称为“二流子”村,满街是牛粪,卫生条件脏差,隔壁邻家常常吵架,满街扯。而现在的情况一反过去,街道干净,卫生条件也好了,人们衣服很干净,经常洗脸洗脚。同时,妇女防线,男人开荒种地。这种和谐稳定的模范村在边区还有好多。

  边区成立前,乡村为地主绅士和乡村强人所控制,在乡村的群众基础并不牢固。同时,的态度冷漠,长期生活在深山大沟里的农民对于国家民族意识非常淡漠,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是没有受到日军的直接侵略。这样,的组织和发动工作就非常困难,就是一些与直接联系比较紧密的事情如识字、减租减息、选举和生产运动也表现得不积极。

  为了实现对领导的乡村的认同和各项政策的支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和能够被接受的社会教育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战道理。正是通过社会教育的宣传和,的各项政策才深入到中去,使取得了的支持,得到的衷心。1940年,延安创造了许多对联,了党的好政策和抗战到底的决心,附录在此:“平等除旧岁过新年过新年抗战到底除旧岁反对投降底下加强人士炮火声中提高文化水平过新年力求全国进步除旧岁反对”[17]可以看出,对抗战政策的支持和赞同。歌谣《大凤川的新生》通过新旧大凤川的比对,唱出了“八军不是一般的军队,人不是一般的人,八军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面目便焕然一新”的由衷赞美[8]。群众还编写了《绣金匾》、《东方红》、《高楼万丈平地起》等和的歌曲。这些歌谣唱出了了群众对党和边区政策爱戴的,表明边区对党和表现了最大程度的信任,使他们相信只有,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因此,“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边区认同的过程”。[18]

  “社会教育实现其目标的过程,就是对乡村实施控制的过程”。[18]把自己的组织深入乡村,在的最基层建立乡和村支部,在社会教育和社会动员当中表现积极的乡村积极进入到乡村各级当中,由于这些积极在社会教育和抗战组织中得到了上和能力上的锻炼,在以后的减租减息和乡村选举运动中逐渐成为主角。与之相伴随的是旧的乡村精英逐渐退出乡村舞台,牢牢地掌握了乡村社会。还有就使社会教育组织的参加进入各级社会团体中进行抗战动员,纷纷加入儿童团、自卫军中来。如此,的领导的各种组织逐渐涵盖了整个乡村,其阶级基础得以扩大。

  农村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农村物质文明、文明、文明的全面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相对物质生活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农村的文明建设却相对滞后,与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不相适应。因此,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特别是对广大农民进行教育,就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推进边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就能为当下新农村建设提供借鉴。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形成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服务于边区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现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主要问题是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步伐缓慢;农民工专业技术水平低下,收入微薄。因此,为了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村快速发展,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把农业科技知识传授给农民,提高其知识文化水平。其一,可以启动农民的补习教育工程,通过开展科技和科技知识的宣传,使农民获得致富的技术。其二,加大对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其专业技术水平。

  在农村和谐建设中最为关键的是必须构建群众新的价值观念。抗战时期边区之所以能充满活力,就是由于通过社会教育活跃了的文化生活,对边区和不卫生的生活习惯进行了,使树立了新的价值观念。当今农村,农民物质生活虽然富裕了,但是生活却比较贫乏,市场经济使农民固有的传统美德受到冲击。所以必须通过社会教育,丰富的文化生活,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准则。

  [1]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选编(第1辑)[M].:档案出版社,1986.142.

  [4]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26,3,199.

  [7].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2005-06-27.

  [9]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选编(第3辑)[M].:档案出版社,1986.185.

  [12]陕西咸阳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烽火文艺劲旅:陕甘宁边区关中八一剧团回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210.

  [14]陕西卫生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142.

  [19]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几个问题[J].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300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简单介绍:谢飞(1984-)男,甘肃庆阳人,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研究生,研究方向:史、西北区域史。

  【摘要】:陕甘宁边区时期,为了巩固,动员广大的乡村,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强基层干部教育,这些措施既有思想方面的教育,又有实际工作中的教育指导。通过教育,边区基层干部的和工作能力大大提高,有效完成了基层的任务,了边区上的稳定和巩固。

  【基金】:西北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振兴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农民教育研究”(RW200804)

  严艳,生于1968年10月,山西省临汾市人,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9年毕业于师范大学地理系,1992年师范大学地理系人文地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2005年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毕业,获史学博士学位。2005年10月至2006年3月在澳门欧洲研究所学习。主持陕西师范大学校青年科学基金一项,博士科研创新基金一项,陕西省区域旅游规划横向研究项目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项,横向研究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本书旨在运用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的主要特征,分析各产业发展与布局的互动性及生态的互动关系。作者提出“边区模式”概念,通过对边区经济地理的规范研究和分析,全面了解边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的演化历程,深刻反思“边区模式”的成败得失,进而提出可以借鉴的符合边区实际的经济发展、生态和行政区划调整、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具有一定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抗战时期,面对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普遍落后的现实,为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战,和巩固在边区的,报刊作为中国组织工作的重要武器,受到高度重视。因此,在中央和边区各级部门的支持下,报刊业作为边区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初创、调整和3个阶段,得到了迅速发展。首先,从报刊的类型来看,主要分为机关报刊、社会群体对象报刊和行业及专业报刊。这些报刊的内容涉及、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军事和科技等方方面面,上至中央的党政报刊,下至面向基层群众的普通报刊,均体现出很强的党性、群众性和广泛性。其次,从报刊的管理体制来看,建立了以中央党报委员会、边区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发行部组成的核心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陕甘宁边区报刊的组织管理及出版发行。陕甘宁边区各类报刊在报道宣传上,突出真实报道与典型报道,并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取得了显著成效。陕甘宁边区的报刊事业经过八年抗战的洗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对于提高边区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和促进全国各个民族j阶层和党派坚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边区报刊事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的办报方针,讲求实事求是,形成了独具边区特色的办报办刊与工作模式,为新中国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报刊事业,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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